劳动争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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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处理方式将现新格局

“五一”前夕，得知部分劳动争议案件将实行“一裁终局”，从四川来北京打工的老王很是郁闷：“这事咋没让我碰上”

此前，老王为讨回2800多元的工资，不但平生头一遭申请了劳动仲裁，还第一次跟两级法院打了交道。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这场官司打完时，两个夏天已经过去。而根据将于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他的案件“一裁”就能“终局”。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

走完所有程序难讨一分工钱

“那是在3年前。”老王告诉记者，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日子———2005年5月22日，经老乡介绍，他到河北大元建筑劳务工程分包有限公司承包的北京国际花园工程工地干活。4个月后，工程完工，忙碌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老王满怀希望等着领工钱。然而，他并没有如愿。

大元公司负责人告诉老王等人，他们不是该公司招用的工人，也不在该公司施工人员花名册内，其工资应由具体的工程承包人张某（包工头）负责。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王至今还愤愤不平，他一连问了记者几个为什么：“我确实在大元公司的工地上干活了，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呢他们为什么不给工钱呢”

后来，老王向大元公司的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请，要求裁决大元公司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2005年10月12日，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了此案。

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老王虽然不是大元公司直接招用的工人，但其认可张某是其挂靠人员，老王又在张某分包的一个施工小组中打工，故可以认定老王曾在工地上从事劳动。因此，作为劳务分包企业的大元公司应当支付老王的工资。2006年3月23日，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大元公司应支付老王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2800余元。

得知裁决结果，老王心里乐开了花，但他“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不服仲裁裁决的大元公司，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老王，用人单位一提起诉讼，仲裁裁决就不生效了，官司还要打下去。

2006年10月19日，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与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基本一致的判决结果。

大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得到消息，老王很气愤：大元公司分明在拖延时间，不愿给他工钱！

2007年7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支持了老王的请求，驳回大元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大元公司没有主动履行判决义务，2007年9月，老王向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8年4月，老王到法院询问执行结果。承办法官告诉老王，案件还在执行中。

老王听后不禁感慨万千：“不到3000块的工钱，拖了这么久还没拿到，真耽误工夫，可那是我的血汗钱啊！”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老王的遭遇并不是个案。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环节，但只有诉讼才能终结劳动争议，所以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前一环节的处理结果不满，就可以启动后一环节，使劳动争议经历仲裁、法院一审、二审等所有法定程序。这些程序走下来，至少也要花1年的时间。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这一现状有望被改写。

解开繁琐的结

一裁终局提速劳动争议处理

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孙德强介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最大的亮点就是，针对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繁琐的问题，设计了“一裁终局”模式。

“一裁终局”对老王这样的劳动者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老王的案件发生在2008年5月1日之后，那么他在仲裁机构里就可以拿到终局裁决。如果大元公司没有主动履行裁决义务，他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是等到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助理俞里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裁终局’模式非常有利于及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劳动者来说，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权益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得到了保护，就不会再将劳动争议起诉

国际产业转移出现新格局

近来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不断加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有为认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承接服务业转移的重要性，采取综合的、配套的措施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

把握国际服务业转移新特点

近年，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也渐趋明显。服务业国际转移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项目外包，即企业把非核心辅助型业务委托给国外其他公司；二是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即跨国公司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三是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如物流、咨询、信息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或者是服务企业为了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服务业国际转移。国际服务业通过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向我国转移明显加速，并且呈现出新的格局，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跨国公司服务业务向我国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到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潮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部门，但是，当时的研发部门只为生产服务，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全面实施，研发本土化成为必然选择。一些跨国公司大量聘用我国的高级人才，一批原创型技术研发基地投向了中国。近几年，已有通用电气、大众、微软、杜邦、爱立信、摩托罗拉、惠普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许多跨国公司还将亚太地区总部移往北京、北京等城市。

我国承接的外包项目日趋增多，特别是软件外包业务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2000年至2002年，惠普公司在我国的采购和外包订单超过了100亿美元，思科公司每年交给我国企业的外包生产也有30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的客户服务业务也外包给了我国企业。另外，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去年1月至11月完成营业额112．4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44．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2％和25．6％。

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承诺大多数服务部门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进程明显加快。与此相对应，我国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外商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能够带来诸多方面的好处：有利于创造大量新的工作机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有利于提升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引进资金、人才等要素，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利于完善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服务支撑体系。面对刚刚兴起的服务业国际转移，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充分认识到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性，并采取综合的、配套的措施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争取把握机遇，抢得先机，赢得这一场新的国际竞争。

第一，要重视服务业招商引资工作。目前招商引资工作大多是围绕制造业开展的。今后应重视服务业的招商引资工作，为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创造良好条件。当前，要抓住机遇吸引港澳服务业到内地投资，加强与港澳服务业之间的合作。

第二，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通过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行为；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尤其要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工作，解决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难题，这对完善外包市场至关重要；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积极稳妥地进一步开放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国际货运代理、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外贸、商业、文化、旅游、医疗、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领域，借助服务业国际转移促进我国服务业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大力发展跨国经营，鼓励开展设计咨询、对外工程和技术承包、劳务合作。

第四，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转移。服务业国际转移有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外商直接投资三个层面，具体形式包括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等。我国现有的一些规定与服务业国际转移并不配套。应逐步解除现有的不合理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境外投资者通过并购等方式对我国服务业进行投资，培育有利于吸纳并购投资的制度环境，为跨国公司参与企业的改组、改造创造条件。当然，也要加强监管，使外资并购能够有序进行。要进一步完善税制，支持我国企业承接国际项目外包，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转移。

第五，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服务业人才仍然短缺。要加快培养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能够适应国际服务业要求、熟练掌握外语的实用型服务人才。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积极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加强岗位职业培训，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水平。全面推进执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

第六，引导和帮助企业发展服务业。国际服务业的转移方和承接方都是企业，因此，引导和帮助企业进行服务业转移是一项重要职责。有关部门要为国内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引导它们积极参与国际项目外包市场，承接外包项目，与外国服务企业进行有效合作；要帮助外国服务业了解我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它们到中国投资的信心；积极推动跨国公司扩大在我国的投资，鼓励它们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和服务中心。

第七，对服务业国际转移进行跟踪研究。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相比，服务业国际转移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特征，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应对服务业国际转移进行跟踪研究，以便观察其作用和影响，探寻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学习与借鉴新加坡、印度等国家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帮助我国政府、企业了解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动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