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累……”5月30日深夜，广州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此前，甘红英4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想好好睡上一觉”。

那一声“我好累”，既是向家人和同伴传递出的疲惫信号，更是向恶劣用工环境发出的呐喊。

劳动法对工人加班是有明确限制的，广东省也有相应规定：企业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而珠三角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

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通过大量劳力低薪与高强度劳动获取利润，处于弱势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往往被迫接受长时间加班。但面对黑心业主的“超度开采”，工人们也做出了反抗。据报道，拒绝超时加班的东莞某工厂黎某等10名工人，被工厂以带头闹事为由辞退，还将他们告上法庭。尽管法院最终判工厂败诉，但从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工人在企业所处的地位有多劣势吗？

既然劳动法有明文规定，我们又有劳动监察等执法部门，各地又在企业建立了工会，多方保护下，为何甘红英还是不幸离去？从现状看，我们不缺法规，缺的是监督；我们不缺机构，缺少的是威慑。工人缺乏有力的支撑，黑心企业自然肆无忌惮。

甘红英倒下了，她的身后又将是谁呢？只要劳资关系一天理不清，政府部门监督不到位，违法者没有付出应有的成本，工人加班猝死就会再次发生。到底是站在维护社会公正、最大限度保护工人合法权益一边，还是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面对无良企业，睁一眼闭一眼？我想，很多地方该有个正确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