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破解农民工问题?

在日本大都市里看不见农民工的身影。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3月15日《报刊文摘》)，其中有颇多高明之处。

首先，日本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反观我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泾渭分明，农民到城市打工，每年还得办理暂住证、计生证等一大堆证件，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居住的保障住房的制度。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而我们的城市廉租房政策还很不完善，许多农民工只能蜗居在狭窄、拥挤的工厂集体宿舍，即使夫妻同在一个企业工作，通常也只能过着牛郎织女般的尴尬生活。

第三，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而我们的社保缴费比例偏高，可享的福利却偏低，不少企业和农民工因此不愿意交保。

第四，日本政府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工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失地后再失业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再看看我们的用工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亲商，往往故意偏袒资方，致使一些保护劳工的政策常常流于形式。农民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对待，也常常求诉无门，部分人只好转而采取过激行为维权。

第五，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而我们的农民工子女，要么选择独守家园在原籍读书，要么选择在教学质量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学，但学费仍然较高，且中考、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是一个过渡性的群体，处在不城不乡的尴尬境地。同样20年，日本能够成功完成农民工转型，值得我们学习。由于具体国情不同，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但分析其转型过程，一些制度颇能给予我们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