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两会时，农民工代表又被端出来说事儿。广东省在两年前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发出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两年来颇为崎岖的履职征程，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代表的期待与迷茫。

我不是救世主———这是举国三亿同行将期盼压到她柔弱肩膀时发出的感慨。这是可以想像的无奈，面对一波又一波农民工的求助，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如此困境，如何解决?媒体在报道时以胡小燕自己的话表达了观点———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这也符合舆论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中国当下需要更多数量的农民工代表。

但看罢胡小燕的履职历程，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有一千个胡小燕，恐怕也无法摆脱只能干着急的宿命。人大代表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其作用的发挥注定需要通过制度通道。而如果不能将人大代表的个人情怀与认知转化为人大权力并形成制度路径，让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仲裁部门、法律维权部门、工会等发挥作用，单单指望由几个有良心的人具体、琐细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那么注定挂一漏万，满足不了庞大的民众需求，甚至反倒会被抱怨。

我们要肯定胡小燕个人的努力。但也要承认，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太好。比如有老乡拿不到工资找她，她建议找工会，被老乡责怪为耍大牌;比如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她建议找政府部门协调，也不被理解。这都让她很着急。问题出在哪里?胡小燕干着急的时候，该着急的部门、该着急的人并不着急!甚至因为他们长期的不着急，已经让农民工丧失了基本的信赖，所以才有困难不找政府，找救世主。

胡小燕感慨，自己有职无权，所以只能干着急。那么，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拥有什么权呢?恕我揣测，可能是一种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问题你必须认真解决的权力，然后拿这种权力为弱势群体办事。从道德上，这种朴素想法没有问题，但从公权理性的角度，这种诉求并不靠谱：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说，是强调他来反映这个群体诉求的，不是以职权解决这个群体问题的，那只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维权。更何况，一个胡小燕，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指望按这种路径解决问题，一千个胡小燕也满足不了几亿农民工的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