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具体行政行为[1]除在行政诉讼中成为被诉的对象外，还能作为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的，司法中应如何处理，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也少有专门的涉及。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时，其证据种类属于公文书；其证明方式应采用推定或司法认知。不仅如此，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对作为证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或提出异议，或者法官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明力产生怀疑时，除必须以刑事争议的解决为前提时应以刑事诉讼优先外，原则上应首选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关键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效力、证据、公文书、推定、司法认知。

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权得以真正建立是从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创立“三权分立”学说以来开始的，尽管洛克和孟德斯鸠对国家权能所进行的划分不完全相同，[2]但他们的权力分立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和理论对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的架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特别是二战以后，行政疆域不断得以扩张，[3]作为行政的核心和实质内容的行政权得到了最快、最广、最强的发展。在人们的经济生活领域，政府的行政手段从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转为了凯恩斯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一个像“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4]的时代再也不复存在。在我国，[5]行政权的发展方向与西方国家则是相反的，虽然已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无所不及的行政权所涉及的范围在逐渐减小，但是我国的行政权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行政权对于国人来说，无时无处不在。

行政权行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仅能够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相邻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调整或影响公民、行政诉讼法定职责的行为应属于作为。

[13]行政机关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等虽然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作出的，但其笔录本身属于证据，而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14]参阅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477页；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37页。

[15]笔者认为，企事业单位制作的文书不能纳入到公文书之中。公文书与私文书的划分应当以文书制作主体行使的权力性质为标准，如果文书是公权力行使的结果，那么，该文书属于公文书，否则，应为私文书。

[16]有关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理论，参阅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08—112页；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12—114页；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85—286页；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十五章等。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18]参阅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12页。

[19]参见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267—276页。

[20]参阅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23页；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729—730页。

[21]参见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706页。

[22]参阅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707页；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67—170页。

[23]参阅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31—153页；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62—366页。乔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