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与历史悠久的民事赔偿相比，其历史显得短暂，至今不过100多年。在此之前的漫长人类文明史中，由于国家绝对主权观的影响，一直没有行政赔偿。19世纪中后期，由于民主思潮在西方兴起，行政赔偿制度在西方率先得以建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赔偿立法得到迅猛发展，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行政侵权是否应承担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通过激烈辩论，经历了一个从不予赔偿到给予赔偿的过程。对行政侵权进行精神损害赔偿，首先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出现，最初采用限定主义，只对造成物质后果等一些特定精神损害给予赔偿金，到了本世纪60年代，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际上为非限定主义，对于不产生物质后果但引起巨大精神痛苦的，也开始给付赔偿金。而大陆法系国家在审判实践中也逐渐改为采用非限定主义，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61年11月24日对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也可作为给予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遂判决侵权人赔偿一千法郎。从而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损害。(1)此后又通过判例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延展到宗教信仰损害、感情损害、精神痛苦等。(2)非限定主义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精神损害行政赔偿的发展呈现出赔偿责任不断扩大、赔偿范围不断拓宽的趋势。随着社会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3)是否确立行政赔偿制度以及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是否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