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公、私法的划分，首创于罗马法。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与国家组织有关的法律，私法是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在罗马程序诉讼中，存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分，私益诉讼是特定的人可以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不特定的人可以提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提起。根据公益诉讼的主体性质不同，可将公益诉讼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则包括保护公益的私益诉讼和纯粹的私人公益诉讼。《解释》中的公益诉讼是狭义上的公益诉讼，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于违反法律侵犯或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私益诉讼即传统的民事诉讼，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的民事诉讼。

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存在联系又相互区别。一方面，私益涉及的是个人的微观利益，公益是所有人的宏观利益，两者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公益诉讼是在私益诉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弥补了私益诉讼在保护公共利益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两者在诉讼目的、诉讼功能、起诉主体、诉讼规则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在诉讼目上，消费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公益性，其目的在于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消费公益诉讼如何进行法律处理

实践中可能存在同一个侵权行为既侵害了公共利益，又侵害了私人利益，便产生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两者之间的协调问题。《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确立了在处理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双轮驱动原则，即通过不同的救济途径分别救济。因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在主体和客体方面均不同，《解释》既不是要求公益诉讼优先、也不确立私益诉讼优先原则，而是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出发，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分别立案，分别审理，分别判决。在侵权行为不能确定的情形下，私益诉讼还可以中止审理，待公益诉讼对经营者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作出判决后再恢复审理。

针对消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存在交叉的形成，在确立两种诉讼方式区分处理原则的前提下，《解释》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的“便车”，即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可向私益诉讼扩张。主要包括：一是对生效公益诉讼裁判认定的事实，相关私益诉讼原被告均可援引并免于举证；二是，对生效公益诉讼裁判中判决理由部分关于经营者是否存在不法行为的认定，在相关私益诉讼中仅消费者可援引并免于举证，但经营者不能主张直接适用，仍需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