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低，这一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年高达15.65%)，进入21世纪快速回落。2010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2.53%，仅略高于1985年的水平。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考察我国利用外资30余年的历程可以发现，外资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延续了一贯的增量改革思路，即通过局部的、试错性的开放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积累经验、注入动力和活力，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弱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

外商投资的高效率促成外资偏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体制转轨的艰巨任务和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入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缓解两缺口的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外商投资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带动了中国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正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具备相对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较强的法律意识，各级政府在充分体会到外资进入带来的经济活力及其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后，对外资产生了一定的制度偏好，将吸引外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低成本的政策工具，即所谓的外资偏好。在这种偏好下，外资在中国不仅扮演着实体资本跨国配置载体的角色，带动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就业，而且还发挥了体制纠偏和推动制度变革的作用。

但外资偏好效应被过度放大，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产生外资依赖症。即使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外资偏好也只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因为跨国公司并不具备推动东道国制度创新的天然动机，其制度效应的形成以东道国让渡部分利益为前提，也势必以部分要素价格新的扭曲为代价。在外资偏好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局部利益的追求不断强化。同时，外资偏好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二元经济。

政府和企业对外资的追逐动力减弱

近年来，外资偏好出现了弱化的迹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积累能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初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两缺口矛盾明显缓解，外商投资在我国资本构成中的地位加速回落。即使在加入WTO前后我国利用外资绝对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却不升反降。2002—2007年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内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外资作用相对下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扩大内需四万亿投资的大手笔导致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进一步降低。汇率升值使折算成人民币的外商投资规模缩水，这也是导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的原因之一。

政府和企业对外资的追逐动力减弱。特别是部分沿海发达地区，迫于日益增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在当地外资存量已经较大、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断细化外商投资的进入条件，设立了更为严格、全面的招商选资标准，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提高了外资项目的门槛，设立了更高的技术、环境和土地标准。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总体上不断优化，但这些争论和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的投资预期，特别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投资规模较小的外商体味到由座上宾到被下逐客令的巨大心理落差，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甚至从中国撤资。其中，一些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很难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继续生存，因而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

同时，随着国民待遇的落实，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推动制度变革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益开放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投资通过突破制度扭曲形成的创新效应有所削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将与外资展开更为激烈的资源和市场争夺，从而进一步扭转所谓的FDI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