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财政局2004年以来，仅支出过两起国家赔偿案件的费用，一起是法院的，一起是检察院的，金额在10万～20万元之间。而同期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家赔偿案件就达100多件，两者之间相差50多倍。

据重庆市财政局的相关人士介绍，1995年《国家赔偿法》施行以来，重庆市级财政一直没有把国家赔偿费用纳入预算。不是重庆不守法，而是申请核拨赔偿费用的国家机关太少，金额也很小，没必要专门做预算。

2002年以来，每年也就七八件，赔偿总额不超过50万元。这位人士说，因此，重庆实行报账制，赔偿机关向财政实报实销，决算列入国家赔偿费用支出科目。

但就是这样，财政支出的赔偿费用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以行政赔偿为例，2001～2005年，重庆市财政局仅接到行政赔偿费用申请6件，拨付赔偿费用16万元，2006年竟没有收到申请。

一些基层行政机关以及司法部门的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这种现象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实际上很多赔偿费用已经发生，但是都没有到财政报账，而是通过单位出钱、部门出钱甚至私人掏钱的方式私了了。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与重庆市财政局联合进行的调查表明，2001年以来，重庆市公安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和司法局发生过32件行政赔偿案件，金额近100万元，但赔偿资金来源都是机关工作经费或单位资金。

为了保位子拼命捂盖子

财政部门的人士透露，私了的资金要么是来源于单位的小金库，要么来源于罚没收入，或者变个名目打入工作经费，反正是各显神通，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每年究竟有多少资金用于了私了，财政部门很难准确掌握。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某说，国家赔偿私了现象的存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赔偿义务机关不愿意向财政申请核拨国家赔偿费用，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影响领导的政绩和单位考核，同时也逃避追偿责任，所以宁愿掏钱私了，也不愿意到财政报账。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了解到，公、检、法等政法部门大多把错抓、错捕、错判作为考核基层单位的重要指标，国家赔偿案件超过一定数量，轻的可能年度考核不合格，重的领导可能下课。其初衷是希望借此提高基层单位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可在实践中，却导致一些部门对国家赔偿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就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