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透露，随着《城市拆迁条例》的拟定，目前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旧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以往，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开发商的效率可能高一些，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野蛮拆迁，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3月9日《京华时报》）

很多暴力拆迁、打伤打死人的事件，确是开发商做出来的。但是，暴力拆迁的出现，症结是不是在于开发商呢？换句话说，把政府换成拆迁实施主体，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公众应该不会忘记当年湖南嘉禾的暴力拆迁事件。“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以及“四包两停”的株连九族政策，这不是出自县委县政府之手吗？公众应该也还记得前不久发生的江西丰城暴力拆迁，老百姓被无辜拘留，有人被株连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不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杰作”吗？

很多事件表明，一些政府比开发商更有暴力拆迁的利益冲动。有些拆迁明明是商业项目，但政府却在那里冲锋陷阵。招商引资的急切，改善城市形象的躁动，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使很多政府官员在城市拆迁中表现很不理性，行为也脱离正常轨道：越界行使权力，践踏百姓权利，甚至说出许多蛮横的话。比如，山东省菏泽一商品房项目因房屋补偿价格过低，遭到抵制，菏泽房管局粗暴拆迁，致被拆迁户李民生在家上吊自杀，听到死讯后，拆迁指挥部的一个领导竟当众说道：“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事实上，有很多开发商制造的暴力拆迁，背后也有权力保护伞。

不是说政府比开发商“人性更恶”。如果没有好的法治环境，没有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任何强势者都容易侵害弱势者。商人有逐利的贪婪本性，有权者也有滥用权力的天性，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约束。如果失去有效的约束，政府可能比商人更容易伤害人，因为政府是最强大的组织，手中掌握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个人和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法与其抗衡。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当然是改善法治环境，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时下，要加强对拆迁户的保护，也许只有增强他们自身的维权能力了。比如，通过一些法律规定，让他们在拆迁博弈中多一些容易操作而又有效的手段选择。

我们知道，拆迁过程中的矛盾，基本起源于拆迁补偿的分歧。王利明也表示，大量拆迁纠纷，老百姓并不反对拆迁，主要还是补偿不到位。老百姓认为补偿太低，而开发商或政府却不肯出高价，于是矛盾产生，发展下去，出现一些野蛮暴力行为。所以，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解决暴力拆迁的起点。而补偿标准，一是要公平，二是要明确。笔者认为，要实现公正补偿，最起码要达到这样的条件：若是货币拆迁，应按拆迁地当时的市场价，按业主的原有居住面积补偿；若是回迁，应保障居民的居住条件，至少不能比现有条件差。如果说像以前一些暴力拆迁中出现的问题一样，每平方米住房的补偿标准不及拆迁地市场房价的四分之一，或是将拆迁户随意安置到城郊，没地方就医，没地方找工作，孩子没地方上学，那当然会引起拆迁户的不满。而补偿的标准，一定要具体明确详尽，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不能让人有空子钻。

协议拆迁是政府征收吗

协议拆迁并不是由政府进行征收的，协议拆迁是由开发商或者其他的民事主体对房屋进行征收的情形，与被征收人签订的是民事拆迁协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过科学论证。第十条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第十一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