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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第20条至第24条规定，巧顾法律专家认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其理由是：

首先，受贿犯罪可分承诺受贿、接受贿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受贿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受贿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其次，根据本法规定，受贿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受贿既遂的成立。

第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本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受贿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刑法对每种罪名都做了详细的定义和规定，并进行了刑法罪名解读，本文主要对刑法中的罪名解读进行了介绍。

罪刑相当，又称“罪刑相适应”，是指根据罪刑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罪重的量刑则重，罪轻的量刑则轻。

罪刑相当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远古社会，“同态复仇”极为盛行，到奴隶社会，“同态复仇”为法律所认可。但当时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酷刑的依据，是完全以结果论责任的绝对报应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严刑酷罚的司法制度，提出了罪刑等价的观念。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的轻重。”①贝卡利亚也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②在罪刑等价主义者看来，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而犯罪包含了犯罪意图、主观恶性，因此，罪刑等价将犯罪主客观方面决定的刑事责任的轻重作为刑罚轻重的依据。罪刑等价的主张在资产阶级的刑法中都有体现。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对犯罪分子量刑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因此，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当有新的内涵，即刑罚的轻重，不仅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还要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

二、罪刑相当原则的内容

罪刑相当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刑罚的性质和强度要与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适应，轻罪轻刑，重罪重刑，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这一精神反映在立法上，刑法分则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法定刑时，根据罪行和刑事责任的轻重确定轻重有别的法定刑。犯罪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危害也有轻有重，因此，在立法时，各个法律条文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其次，在刑法总则中确定某些情况的处理原则时，也须贯彻罪刑相当的原则。例如，对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的处理原则，对自首、立功、累犯的处理原则以及数罪并罚的原则，都是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

第二，刑罚的性质和强度要与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在对具体犯罪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行为本身的轻重，而且还应考虑犯罪分子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刑事责任的轻重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评价指标，不单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可测量的确定的某种危害结果，而是犯罪的客观的、主观的和主体的诸方面因素所有机结合。刑事立法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都规定有一定的幅度，以便使司法部门适用时能根据罪责的轻重作出选择。影响刑事责任轻重的因素主要有：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方式、行为的后果、行为的原因、罪过的形式、动机、目的等。对负有刑事责任的人判处刑罚时，其刑罚的严厉程度不能超过其应负的刑事责任的程度。

三、贯彻罪刑相当原则的意义

贯彻罪刑相当原则，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能协调各种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确定刑法打击的锋芒和重点，起到震慑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的作用；其次，刑事司法工作中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能防止刑事审判中畸轻畸重的罪刑失衡现象，不但能有效地惩罚犯罪，而且也能防止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以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