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商报》报道，著名劳动关系专家、《劳动合同法》起草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24日到重庆开讲座。在讲座提问环节，竟有企业老板面对常凯大言不惭地提出：“能不能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前提下继续用工，违法成本到底有多高？”这种问题，让常凯既无奈又心酸。

一句“违法成本有多高”引起了汹汹的物议，网上关于老板们“无良”、“冷酷”、“赚昧心钱”的指责纷起。从原始的报道也可以看出记者清晰的爱憎，老板提问题被描述为“大言不惭”，而专家对此感到“既无奈又心酸”。“违法成本不高，那就不妨违法”的道德取向的确令人厌恶，其法治意识也堪称淡薄。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要忘了，问题出现在专家布道的课堂上。课堂是什么？课堂是讨论问题、答疑解惑的地方，课堂是不明白就问、有意见就说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课堂上所有稀奇古怪或者离经叛道的问题都消灭了，断不会有如此辉煌的人类文明。从知识传布的一般规律来说，一个人只有从正反两个方面把问题弄明白了，才算吃透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位老板在听了专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正面宣讲后，从反面提出“违法成本有多高”的问题，不正有助于在场的所有听众更好地掌握新法的精神吗？

其实，即使会场上没人提出这个“大言不惭”的问题，聪明的授课者也可以布置一个“托儿”从这个角度发问。1918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文章，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提倡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把“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故意“唱双簧”，以唤起社会的注意。此举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可见，“自问自答”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教化方式。

那么，违法成本究竟有多高呢？明年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七章专门就“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毫无疑问，《劳动合同法》比现行的《劳动法》更加细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七章第八十条到九十五条，绝大多数条款都是规定用人单位违法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一条半”是针对劳动者的：第九十条是“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算一条；第八十六条是“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算半条。新法就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终止作出了细致的规定，用人单位若有违法行为，通常会承担三种法律后果：最轻的是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重一些的是向劳动者作出赔偿和遭到警告、罚款、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最重的是追究刑事责任。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比较少，只有第八十八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几种行为，山西黑砖窑事件可为典型案例。

细读条文可见，用人单位一旦违反《劳动合同法》，多数情况下要付出几倍于月薪的赔偿或者罚款，这对现在越来越重视成本核算的用人单位是有威慑力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当劳动者起而抗争时，如果没有劳动部门主持公道，用人单位是不会乖乖承担责任的。如果劳动部门不能起到应有作用，劳动者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启动行政诉讼或者司法程序，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工作人员要“承担赔偿责任”，直接责任人要“给予行政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法律条文中的“违法成本”已经清晰明了，在严格执法的情况下，也没有几个老板够胆违法用工。因此，老板“大言不惭”的提问，更应该引起劳动主管和执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严格监管、严格执法，使“违法成本”高到违法用工得不偿失，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下得到切实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位老板提了个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