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货币主义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意识，并指导了政治家、专家、公众甚至美联储自身职员的行为。结果，不管如何界定，美联储的唯一功能就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控制经济运行这一观点得以发展。在这种观点中，美联储被认为完全有能力决定收入、就业和价格水平，尽管是间接的;如果美联储进行正确的公开市场操作，则一个国家将会获得永久的经济福祉。实际上，美联储在决定货币供给上并没有那么有力，而且货币供给也不能控制收入。在短期内，在决定金融对收入的影响中市场行为主导了美联储的行为，而从更长时期来看，引入新的融资工具和新旧金融实务的发展掌控了局面。

尽管美联储不能决定货币、收入、就业和价格的短期变化，但它一直可以用自身的资产去替代货币市场、银行资产组合以及公众手中的其他资产。在与由政府、银行、企业或家庭拥有或创造的资产进行交换的过程中，美联储就把自身的资产引入到银行、企业和家庭的资产组合。美联储愿意而且能够进行这类交换的期限，确定了美联储可能获得的资产的底价。如果有些工具在市场上严重超额供给，例如政府债券、私人商业票据、银行贷款、银行存款或资本资产，那么这些工具的价格就会大幅下跌。在对资金头寸进行再融资显得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也就是存在着大量短期债务的情况下，当金融工具的价格在市场中大幅下跌时，借款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就会出问题。如果美联储愿意而且能够通过购买这些金融工具从而为借款人进行再融资，把自己的资产引入经济当中，那也就确定了这类金融工具的价格下限或底价。

设定一些金融工具和房地产的最低价格，是最终贷款人的一项基本功能。只要经济中的基础货币是美联储的负债，例如美联储票据或美联储存款，美联储就能够成为最终贷款人。除非一场实际的或预期的通货膨胀使政府失去对货币的控制力，否则美联储就能设定某些资产的最低价格。美联储债务的价值基于大量税收的存在，这些税收必须用来向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偿还美联储债务。只要联邦政府是一个有效的税收当局，只要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是通过税收补偿，只要政府在美联储办理银行业务，就不会出现美联储债务不能行使货币职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能够成为有效的最终贷款人。

最终贷款人的权力为美联储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但同大多数强有力的机制一样，它们也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副作用之一是由于最终贷款人操作会出现流动性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滞后影响。每一次美联储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机构对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大加保护时，金融体系的通货膨胀可能性就增加了。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联储辜负了人们对它作为一个有效的最终贷款人的希望，结果诞生了一家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战后时期，特别是在1970年商业票据惨败之后，一个相当形式化的双重最终贷款人结构出现在商业票据市场上。在这种双重结构中，美联储是成员银行(特别是巨型成员银行)的最终贷款人，而巨型成员银行是参与商业票据市场的机构和组织的最终贷款人。这种双重市场形成了固有的形式，在实践中要求企业出售商业票据来获得商业银行无固定期限的信用，而且至少要达到未偿付商业票据的数量。

当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一家将要并入其他机构的破产银行提供融资时(例如，美洲银行并购SeafirstofSeattle)，或者当商业银行给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进行再融资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最终贷款人的操作。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是正常商业融资安排的一种拓展。在英国，最终贷款人操作是从正常的银行业流程中派生出来的，通过正常的业务流程，货币市场的金融机构在英格兰银行获得部分头寸。在英国，只有当市场陷入困境时才会出现从英格兰银行借款，而在美国借款人是特定银行。不过，在两个案例中，都是市场现象导致需要进行最终贷款人操作。

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操作通常不考虑交易的收益性，而是高度关注金融市场和经济的需要。如果最终贷款人的功能如此分散以至于商业银行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也参与其中，对这些组织来说，就必须以一种违反良好企业实践原则的做法行事。商业银行可能被要求取得他们不愿意购买的票据，被要求以让步条款发放贷款，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可能被要求选择一种昂贵的而不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为破产银行提供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