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正确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首先是弄清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所谓举证责任，简言之，即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的以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关于举证责任何者承担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当事人对何种事实具有证据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证据规定》第7条对上述规定未做规定的情况下何者承担举证责任做了规定，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既然是责任，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或所举证据被法院认定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将会导致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通称的败诉风险。

然而民事诉讼所涉法律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各方当事人基于不同情况，往往向法院提交各式各样的大量证据。那么是否一旦所提供的证据被确认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就一定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呢?回答是否定的。为了能够很好地利用证据规则，实现审判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不妨从当事人所举证据的理论和实践综合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归类。一般而言，待证事实包括权利产生的事实，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三类。谁主张相应事实，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然而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交叉不断地提出许多证据，或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真实或证明对方主张的事实不真实，或证明对方的主张具有不合法、不真实和非关联性，等等。陈述双方当事人你来我往的举证证明过程，当待证事实达到被法官内心确认为真伪鲜明的程度时，相应的裁判结果当显而易见，但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那么应由谁来承担这一不利的待证事实不能被法官认定的法律后果呢?显然是要由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由此看来，对一案件事实进行真伪明辩的过程中，法官正确地分配举证责任，是实现审判公正的核心和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证明责任的分配较程序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也是衡量一个法官素质的标准之一。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与形式证据制度相对立的自由心证制度，允许事实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确认。对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而言，证据规则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作用，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

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首先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即在证据调查上控辩方主导型的对抗制和法官主导型的审问制(即当事人主义和法官职权主义)，对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后者则十分简略且灵活。

特殊性

注意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对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界定。这里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法官职权运用。由于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查明案情，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当较之英美等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相关性规则，不需要如英美那样对相关性(如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限制严格。同时，还要考虑到，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这些东西既不存在于当事人主义诉讼，也不存在现代于职权主义诉讼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权而负有供述义务，那么在证据规则上对口供自愿性的要求与国外应有较大区别，否则将和法定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相冲突。

二是刑事诉讼制度运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尚待优化，过分严格的规则。要求实际上将难以执行，如果强求确立和执行，将会损害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益。例如，在我国由于证人补助、证人保障、作证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国外十分强调的禁止不能当庭质询的传闻证据运用的规则，在应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没有这种灵活性，将使许多案件实际上无法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