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实践中，法院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求得个案正义，不乏创造性的突破，例外地在合同诉讼中承认精神损害的赔偿。

周某失婴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周某分娩后，医院按医疗规程处理完毕，将婴儿交给她及家人，婴儿的丢失不是医院违约和侵权所致。周某就婴儿丢失一事已向公安部门报案，此案至今尚未侦破，婴儿丢失的真相尚无法确定，所以不能将婴儿丢失归责于医院。医院将婴儿交由周某监护，婴儿和周某同室同床，周某的母亲也在旁照料，因此责任应全部由周某承担。周某请求判令医院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要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周某及其丈夫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医院作为社会医疗服务机构，按正常手续接纳了周某入院待产，因此，医院与周某之间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有向周某收取医疗服务费用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为周某及所产婴儿提供医疗服务和安全保护的义务，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应至周某和所产婴儿出院为止。周某尚在住院期间，所产婴儿因不明原因在医院管理的范围内丢失，说明医院没有对婴儿尽到安全保护之义务，在客观上已构成了违约。周某作为婴儿的母亲，分娩后已从医务人员手中接回婴儿，母婴同室同床，此时，对婴儿的监护义务已从医院转移至周某，对于婴儿的丢失，周某负有直接责任。比较两者的责任，周某对婴儿的丢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医院的违约行为，在客观上侵害了周某及其丈夫的合法权益，他们因此失去做婴儿父母的权利，在精神上受到了损害，对此，医院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向他们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周某及其丈夫在丢失婴儿后因报案及与医院进行交涉而支出的交通费740元，医院也应予赔偿。二审法院改判医院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及经济损失740元给周某，驳回周某其他诉讼请求［11］。

另外，典型案件还有艾某寄存骨灰丢失案［12］；影响刘某运动生涯案［13］等，鉴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同时，近年来在承揽合同中（因承揽人过失，丢失了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而引起定作人精神损害）、美容服务合同中（因提供服务方过错反而毁坏容貌而导致精神损害）、旅游合同（旅游景点的减少）等案件中，均有依合同判处精神损害的案例。

从以上案例来看，一方面，受害人失去做婴儿父母的权利，死者骨灰、照片遗失？美容不成反毁容？旅游景点的减少等，受害人精神遭受巨大痛苦；另一方面，致害人存在违约行为，而且精神痛苦系因违约行为引起。通过司法实践考察，笔者认为：一是违约责任中并不是仅导致财产损害，可以产生精神损害；二是司法实践中并不回避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立法的滞后性，对违约导致精神损害的问题并无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实践中通过对现有的法条扩张解释，也导致违约责任与诉请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处理方式，但是法官对法条的扩张解释是应得到充分肯定的。正如英国法官丹宁说：作为一个法官应当问问自己，立法者当初碰巧发现了法律质地上的褶皱，他们如何把它清除的？你是不是应该像立法者做的那样去做。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更好地体现立法意志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违约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就现行的法条也存在内在的默契。

由上，笔者认为，现阶段对违约之诉中精神损害一概不予赔偿的基石已动摇，甚至坍塌，在一定情形下予以赔偿的作法将自然浮出水面。

违约责任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吗

违约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