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初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赔偿标准等问题还缺少明确统一的规定，法律与现实生活相比，显得明显滞后，致使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出现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窄、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的界定标准不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难以把握等。为此，笔者对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出几点设想。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应进一步拓宽1.精神损害赔偿应扩展至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所有领域。只要对民事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实施侵权行为，权利主体均可要求侵权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论是对人格权的侵犯还是对身份权的侵犯。日本民法典第七百一十条规定，不问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情形，只要是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均应进行损害赔偿。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充分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毁人容貌、致人性功能或生殖功能丧失、严重侵犯妇女贞操权等情形，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是难以对侵权人起到惩罚作用，也难以对受害人起到救济作用的。因此，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隐私权、贞操权及自由权的侵犯。2.一定情形下的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也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持反对观点，但实践中，确有因财产损害导致精神痛苦的事例存在。如一单身老人省吃俭用，积攒几万元钱以备养老，却因轻信他人被骗，致老人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如此侵犯财产权之情形，导致受害人产生较大的精神痛苦，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当属合理之举。奥地利民法典第一千三百三十一条规定，由于犯罪、过失或故意行为而引起的财产损害的过错行为人必须对因特别钟爱物受损致受害人感情痛苦进行损害赔偿。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应借鉴国外的这一立法例。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应放宽条件限制1.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既包括直接受害人，亦包括间接受害人。如某人因交通肇事受伤导致植物人状态，该受害人的亲属，包括父母、子女、配偶等亦应享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2.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既包括自然人，亦包括法人。权利主体的精神利益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主体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以及贞操、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利益，这种利益与权利主体生物形态的利益如自身利益和财产方面的利益不同。对这种利益的侵害不依权利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学上的人身（生理和心理）为要件，也不以权利主体是否具有财产为要件。因此，在受害人为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权利主体时，也可以成为精神损害的受害者。如果承认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进而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则使法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三、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须进一步明确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较大。如何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具体金额，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1）抚慰为主，补偿为辅原则。精神损害很难像物质损害那样用数字来统计。法律上规定精神损害可以物质赔偿的目的在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从而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这就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身并不是主要目的和惟一方式，精神损害赔偿只不过作为一种手段，并通过在经济上对受害人的补偿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因此，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2）赔偿数额适当限制原则。正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抚慰性质的，这就决定了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时并非毫无限制。在国外，的确有许多精神损害赔偿额极高的案例，但这在公民收入普遍不高的我国并不完全适用。实际上近些年无论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在确认精神损害赔偿金时都试图使之标准化，也试图确定其最高额。因此，在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中有必要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最高限额作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