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

所谓所有者虚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

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

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

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

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

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

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

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