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修改了证据的概念。旧法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新法将证据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2、调整了证据的种类。

（1）新刑诉法将旧法规定的“鉴定结论”，调整为“鉴定意见”。

（2）新刑诉法明确其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地位后，我们不仅要审查其内容是否合法，也要审查其制作途径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审查辨认笔录上是否有两名办案人及一名见证人签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签字。

（3）“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关于其来源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在审查此类证据时要注重审查其时间是否连续，内容有无删节。对于时间连续，内容客观完整，由侦查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电子材料方可作为定案根据。

完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贯穿全部诉讼活动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针对各方面提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建议作以下补充修改：

1．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七种证据。根据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实践需要，建议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电子数据等。（修正案草案第十二条）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建议进一步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修正案草案第十六条）

此外，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提高诉讼效率，建议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条）

2．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建议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

另外，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建议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3．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建议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鉴定意见，只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鉴定人就应当出庭作证。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证人、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正案草案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4．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的保护力度。建议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证人、被害人，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