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与效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所应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相伴相随的、两位一体的概念，司法公正本身就含有对司法效率的要求，没有司法效率，就谈不上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司法效率也无从说起。我们的司法改革，应当紧紧抓住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两个核心环节，找出两者的结合点，找出它们赖以实现的各种保障机制。

一、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理念保障

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目前影响我国司法实现现代化的落后的司法观念，主要有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政治工具主义的司法观和程序工具主义的司法观。

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不重视法律在司法程序中的支配作用，有法不依，以言废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宪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能不流于形式。比如说，人民法院受理某些类型的案件，一定要首先取得同级政府的同意，否则不予受理，这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法律虚无主义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还缺乏一种法治国家所必需的“法律至上”的观念，还缺乏一种“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精神。其结果，司法机关必然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我们摒弃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实行司法法治主义。所谓司法法治主义，就是严格依法司法，要求司法机关处理任何案件都必须“一断于法”，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和方法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

政治工具主义是一种把司法当作实现一定政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的司法观。它有专政工具论和经济工具论两种表现形态。

专政工具论认为司法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敌对阶级或敌对分子的“刀把子”。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治民”心态和行为取向。比如说，长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司法人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司法程序的超职权化模式，刑、民诉讼程序的同构化，以及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等现象，都与司法的专政工具论有密切关系。

经济工具论认为司法应当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揽案，“送法下乡”，担当起企业、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种司法观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司法工具主义的一种反映，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权的自身性质，背离了客观存在的司法规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地方保护主义就与这种司法观密切有关，地方政府以“司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名，经常干预司法，也是受了这种司法观的影响。

无论是专政工具论还是经济工具论，它们都与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个大目标相违背，也与我国司法机制的现代化变迁存在矛盾，因而应当摒弃，而代之以人权保障的新型司法观。

程序工具主义的实际表现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观念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它认为，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助法，程序法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既然程序仅仅是一个工具或手段，那么，这个工具就成为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意之物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的诉讼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诉讼中违背程序法、规避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先定后审”这些现象，就是程序工具主义司法观的一种表现。

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法治现代化要求司法程序首先实现现代化，要求我们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承认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将实体与程序并重。我们要弘扬司法优越、程序本位或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观念，以程序正义来阐释和论证实体正义。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规则，而应当把实现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法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法治不仅在于法律规则的建设，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规则的实施，即司法的强化与进步。

二、司法独立的真正落实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体制保障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它的核心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在司法独立的宪政体制下，司法机制的功能达到了最大化。在现代各国，一般不存在司法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司法独立的程度问题。司法独立的程度又是由司法权的作用范围来衡量的。

司法独立具有三层含义：即，司法权的独立、法院的独立以及法官的独立。司法权独立必然要求法院独立，法院独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体现为法官独立。没有法院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独立；没有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就难以确保。这三层含义上的司法独立，所需要的保障机制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

司法权独立的保障机制主要表现在司法权的宪政地位上。一方面，司法权应有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这种独立的地位又表现在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等政治系统中其他权力的足够制衡的关系之中。人民法院应当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中间机构，监督后二者在其权力范围内从事活动，这就是说人民法院应当享有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担负起宪法裁决人的角色。如果缺少这个职能，司法权的独立性就是一句空话，法治目标就很难达成。

法院独立保障机制的建构，不仅要处理好法院与立法机构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在我国现行宪政结构中，司法与行政是地位平等、相互制约的权力主体。由于权力配置的技术性原因，司法实际上依附于行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二是，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完全合一。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法院受制于行政的现实，法院不能真正获得独立地位。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切断资源提供者对司法机关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同时，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管理机关行使对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中央级司法行政管理机关行使对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