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全面性原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权威性，短期内不会随意更改。我国制定《社会保险法》的目的是化解劳资矛盾，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因此，制定《社会保险法》要尽可能全面，避免挂一漏万。如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实行同城镇职工不同的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险各地执行五花八门的政策，农村实施个人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不同的人群实行待遇不同的社保制度，致使其相互间差距逐年拉大，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和谐，相反却激化了社会矛盾。随着城市(镇)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城乡不同的养老保险模式如何衔接?如果对农转非人员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无疑会给政府财政兜底无限的压力，未来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险制度如何改革等等问题?在新的《社会保险法》要有所体现。

其次，公平性原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这不仅表现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而且体现在政府、企业与个人所承担责任的公平。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是上世纪90年代为国有企业改革所设计的，没有考虑到其他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情况，因而缺陷很明显。其中，最致命的缺点是政府回避相应责任，当初试图通过提高社保费率来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制成本问题，而高缴费率制对就业具有排斥作用。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由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20%，医疗保险费率为6%，失业保险费率为2%，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各按1%。上述各险种费率相加，由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综合费率将达到工资总额的近30%，若再加上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员工自己所缴纳的份额，大约相当于工资成本的50%。如此高的缴费率，不仅会抬升劳动力人工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而且迫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对扩大就业产生不利后果。同时，社会保险高缴费率会让一些投保企业想方设法降低企业职工总工资基数，达到漏缴、少缴社保费的目的。这些是部分企业拒缴、拖欠、少缴、漏缴社会保险费的深层次原因。另外，不同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如何逐步缩小等等问题?在新的《社会保险法》要有明确的意见。

再次，安全性原则。社会保险基金是维持社保制度正常运转的血液。目前我国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内的五大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逾2万亿元，基金累计结余超过8000亿元。随着社保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基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如何管理好老百姓的保命钱显得极为紧迫。目前预算外社会保险管理模式是造成各地社保案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在公共财政体制下的社会保险预算，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保预算模式，为社保基金的安全性系上保险。

第四，效率性原则。这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积累的大量社保基金如何实现保值增值，以应对迅猛而至的人口老龄化?存银行、买国债看似安全性极强，但面临着极大的贬值风险，从而影响到基金的投资效率，可考虑把部分基金投资于安全性高且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如投资于经济适用房、垄断性经营行业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重点建设项目。

第五，可操作性原则。一部好的法律重要特点就是其可操作性，如果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仅是些原则性话语，不能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倒不如不制定出台或暂缓制定出台。制定《社会保险法》要明确提出解决诸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历史债务、基金保值增值难、统筹层次低、基金监管难、社会保险覆盖面应有多大等问题的具体建议。要把我国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当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加以吸收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收支两条线管理方法，建立政府领导，税务征收，财政管理，社保支付，审计监督的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机制。

最后，可持续性原则。制定《社会保险法》不应是权宜之计，更不是部门的法律，而应是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立法来解决障碍此项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城市(镇)进程加快，就业形式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加深的大环境下，社会保险制度不仅要应对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养老、医疗基金支出快速增长的压力，还要面对大量农民变市民，以及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在新的《社会保险法》对这些要有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