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法律责任，它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1．民法设置侵权行为法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分担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2．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危险责任，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源于机动车这一危险物。

3．它的责任主体就当然是能够控制机动车辆，并获得运行利益的机动车所有者和使用者。

因此，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一般来说，是保有人责任。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依据及承担的可行性

（一）法律上“被允许的危险”活动的从事，其资格者并非任何人也不会无条件地被允许。危险活动的从事者，必须接受与该活动相符的必要训练，必须获得从事该危险活动的资格。危险活动的程度越高，接受的训练就越复杂，资格的取得也越难（比如驾驶二轮摩托车与驾驶火车、飞机等）。如果接受了训练，获得了相应的资格，从事“被允许的危险”的活动，就必须履行与从事该活动相关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从事机动车驾驶活动，就必须遵守驾驶规则，履行机动车驾驶人业务上的安全注意义务。这是无需法律明言的机动车驾驶人的固有义务。这种固有的义务，毫无疑问当然是法定义务中的一部分。不履行自己业务上的注意义务，造成损害就必须负赔偿责任。这就是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负担的法律依据。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里的“操作规范”等，就是指作为道路交通法规不可能详细穷尽规定的、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履行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这条规定实现了机动车驾驶人驾驶上注意义务的现行法定化。不注意，没有履行这一注意义务，就是有过失，此时造成损害的，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对机动车驾驶人，仅从其在机动车通行规定方面道路交通法规违反行为的有无来看，还不能完全、准确地判定其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要看他在机动车驾驶规定方面道路交通法规违反行为的有无，才能准确判断其有无过失，从而据以认定其赔偿责任的有无和大小。

前文已简述了法律责任认定的依据是法定义务。至于“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弱者保护”及“利益平衡”的主张，都不能构成法律责任的依据，法律责任只能以权利义务关系为依据，没有法定义务，就不负法律责任，法定义务是法律责任负担的惟一依据。在民事法律的裁判规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保护弱者的原则，法律对弱者的保护，体现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机制中。没有法定义务作民事责任负担的依据，民事法律保护弱者的机制就将失去存在的根基。

（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院的人损司法解释为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提供了实践的可行性。《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经有众多交通事故依照该法进行了处理和审理，大量的案件已做出了生效判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不能证明非机动车、行人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实，或者即使有证据证明但由于自身缺乏应急处理措施的，都有可能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2003年12月28日发布并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作了具体规定，该解释的第17条至29条对赔偿项目以及费用的计算标准、根据等都有明确的说明。

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一般实行无限责任原则，但是我国法律缺乏个人破产的相关制度，也缺乏对赔偿费用的上限规定。这样一方面，将加大对机动车驾驶人一方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使之数十年甚至终生面对数额庞大而又不能解脱的赔偿费用；另一方面，受害人也不能及时地获得救济，这些都将不利于交通安全，无益于社会安定，也是构造和谐社会的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