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法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权力在本质上是由人民赋予的，只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律对任何的国家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在法律上也有体现。

明确警察权力来源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本，那就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是一部规范警察权力之法。规范警察权力最为重要的是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

通常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国家，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而我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存在。这两种观点看似差别不大，实则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权力行使的规则与状态，为谁而行使，对谁负责。表面上看，具体的警察权力确实来源于国家，但这是警察权力的来源，却不是本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没有民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警察权力的本源是公民。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许多立法，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都可以看作为转型期的社会需求。转型期的中国会有无数的变化，然而，最大或最根本的转变是这样一种观念的转换，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诉求遮蔽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也就没有民众的存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也是基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这种体制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权力在其中大行其道。由此所形成的观念是：没有国家，就没有民众，仿佛是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事物的逻辑是：大河是由小河聚集而成，因而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被颠倒了。

在我看来，没有认识到警察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贯彻于警察的活动之中，是警民矛盾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因此，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是政府存立的基础。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学者们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现代行政法更是以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运行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依此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公民权利的保护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离开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的存在。因此，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即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这一理念当然要贯穿于治安管理之中。

在治安管理领域强调要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也是因为在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中，警察所享有的权力是最大的。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是，警察享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权，此次修改又增加了对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的处罚，以及违反规定进入体育馆的，强行带离现场的强制措施权，如果不明确警察权力之源，很容易造成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而且，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此时的民众与违法者在身份上是重叠的，因而很容易产生，因为要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在处罚适用之时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但愿公民的权利不被立法者所漠视。我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立法，我们在确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也不应忘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