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内资企业的隐名出资总结为三种：（一）冒名隐名出资（二）参与经营隐名出资（三）完全隐名出资。

针对第一种情形，出于保护被冒名的不知情人利益，应当按照实际主义规则和责任自负的原则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并要求其承当对名义股东和公司外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针对第二种情形，应根据是否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而有不同的处理。如果该隐名投资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比如外商隐名投资国家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或者是公务员隐名投资企业，原则上都应认定无效，该种情形下的隐名出资人的保护就不能是简单的隐名出资协议安排，而应通过更为复杂的合同安排，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如果并未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则按照实际主义原则应当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针对第三种情形，由于该隐名投资协议不为公司知晓，公司其他股东也不知情，因此纯粹是“二人协议”，对公司其他股东没有约束力，不能够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隐名投资人只能根据双方的协议安排追究名义股东的违约责任，隐名出资人的股权如被名义股东转让，抵押等，法律救济将变得较为困难。

股东资格是如何认定的？

（1）当实质性证据与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形式化证据来认定股东的资格。实质性证据不具有形式化证据的特征和证明功能，只是证明某个主体有出资行为，而实际出资并不当然取得股东资格，故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如实际出资者与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不一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坚持以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记载为准确认股东资格。

（2）在对内关系，即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或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就是不存在第三人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章程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发生冲突，原则上应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的原则处理，因为公司章程为社团的自治性宪章，而股东名册只是经公司章程确认的股东资格的一种记载，是由公司章程派生而来的。

（3）在对外关系上，工商登记是对抗第三人最主要的证据。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须共同签署公司章程并经工商登记，在设立登记中记载有股东名称或姓名的人可以对抗公司、其他股东和第三人而主张其具有股东资格。同样，善意第三人完全可以仅以工商登记来认定出资人或受让人的股东资格，而不考虑其他形式条件或实质条件。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保护交易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