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一种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得到应有的赔偿，该种赔偿的作用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起到精神抚慰，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二)限额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通常要求规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以在最高限额以下酌定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对于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所限制。在实务中，这种赔偿原则可划分为两种：一是就某单独项目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二是就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包括身心创伤、精神痛苦、感情不幸以及伴侣权丧失等。[2]但是，过高的赔偿数额会激起医疗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这种对抗最终会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合理性，终止其生命力。如果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医疗费用都不能弥补，也就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条例》第50条第11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即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有所限制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对赔偿总额进行限制，比较公平合理的限制方式是确定一个上限与下限，具体赔偿数额应当依据医疗损害发生地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实际负担能力而定;二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或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分别规定上限和下限，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固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3]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法官自由裁量原则，是指法律赋予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的原则。这项原则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在客观上是可以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的。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同，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也比较典型。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一方面，为了做到对个案的公正、公平的判决，就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考察斟酌，平衡确定;另一方面，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尚需逐步总结、摸索和积累经验。因此，赋予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运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符合我国现今的司法环境。但是，在具体适用这一原则时应注意两点：一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最终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以法律授权。二是适用自由裁量权应受一定的限制。也就说，法官在判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主观臆断，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办法。

在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在确定精神利益的损失时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医患双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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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以上的法律问题，许多医疗机构在使用和研究开发病历的时候，多采用先用计算机打印出病历，然后再由医务人员每页手工签字后进行保存。医疗事故一旦发生便会产生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医疗事故预防成为重要的课题。巧顾法律常识栏目整理了医疗事故预防的一些知识和措施，另外还有医疗事故法规和医疗事故证据等相关内容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