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立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产业经济呈几何级增长以及网络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使网络立法步伐滞后于网络传播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网络并非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的三无领域，网络信息必然反映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思想文化和法律制度等内容，因此，网络立法既需要衔接既有法律内容，又需要反映和体现网络传播特点和管理需要。

1.网络法律法规难以容纳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法律法规具有相对稳定性，要持续调整某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缺乏前瞻性的立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且容易成为没有可执行性的废法。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问题层出不穷，而相关法律法规已出现严重滞后和不能适应的问题：网络传播全球性让各国法律适用性出现严重冲突，而电子证据的易逝性、可修改性又增加了对网络侵权、网络犯罪进行取证、制裁的难度，像谢晋名誉侵权案中，原告通过公证被告博客内容作为举证材料，既增加诉讼成本，也难以在所有网络诉讼案中推广;网络传播低门槛既降低了网络侵权、网络犯罪风险，也提高了网络维权和网络执法的法律成本;Web2.0和移动网络技术广泛使用后，网络问题呈现出阶段性集中爆发现象，问题爆发之时，往往无法律适用，而制定法律法规后，阶段性问题则又陡然消退。综上所述，网络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法律问题远远超过网络立法速度，使网络立法处于滞后状态。

2.法律调整对象的复杂性。网络既是意识形态领域，又是重要的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不仅本身产值非常可观，且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搭建了传播平台和载体，具有战略性产业的特质;网络不仅是通信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新闻媒体，随着网络自媒体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兼具通信工具和媒体特性的网络平台出现。因此，网络立法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带有高度政策导向和发展规划性质。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实现信息化社会、公共稀有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以及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等内容都应体现在立法内容中，而一部单行法要同时容纳如此丰富的法律调整对象则相当困难。

3.选择网络立法模式十分困难。世界各国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网络法律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如美国、英国和韩国设立的是独立型信息通信机构，而德国和新加坡设立的是隶属型信息通信机构。目前，世界上已初步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网络立法模式：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统一立法模式，国家通过颁布网络基本法，指导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系统地规范和保障网络发展。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主要针对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犯罪等问题开展专门立法，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美国是互联网发源地，也是依法管理网络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不仅有专门的网络管理机构，且颁布了130多部法律管理网络。

(1)强调网络立法的传承性和一贯性。基于网络是社会公共领域的认知，美国网络立法一般是根据既有法律的相关条款，结合美国当前网络发展的实际需要，确立新的网络法律条文和法案。

(2)把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作为网络法制管理的最重要内容。如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六大网络安全专职机构，分属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部门，其职责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所成立的全国通信与网络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白宫网络安全办公室也主要着眼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

上述两种立法模式都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统一立法模式增强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发挥法律的基础性维护和保障功能，但统一立法涉及政治体制、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等诸多问题，立法难度较大;分散立法模式的立法难度较小，但不能战略性地解决网络发展所难以预见的各种问题，容易出现网络问题立法新问题再立法的往复循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