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常*生，男，197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侯马市高村乡西贺村。被告：侯马市公安局，住所地侯马市新田东路18号。法定代表人：许*娃，局长。1993年5月的一天深夜，侯马市公安局下属的高村乡派出所怀疑常*生有盗窃行为，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派人将常*生抓到派出所，经讯问没有结果，就将常铐在乡政府大门上，近一个小时里，引来近百名群众围观、议论。后常*生带铐逃回家，不久出现精神失常现象。其父常*义一边为儿子寻诊治疗，一边到有关部门申诉。侯马市检察院立案查处。1997年9月14日经北京市精神病医学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常*生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993年5月被非法拘禁、铐、打是起病的诱发因素。”1997年10月本案的直接责任人马××、韩××因犯有非法拘禁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期间，经法院裁定驳回了被害人常*生之父常*义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998年元月5日，常*生向侯马市公安局递交了《赔偿申请书》，侯马市公安局分两次给付常*生人民币6000元，后双方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侯马市公安局遂于1998年3月4日出具了《国家赔偿事件协议不成立证明书》。常*生不服，向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被害人各种费用共计人民币97万余元。被告侯马市公安局辩称：致害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国家赔偿法对本案无溯及力，即使可以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审判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侯马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常*生，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致害行为事实存在，由此诱发常*生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果严重，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已花销的医药费、交通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继续治疗的费用累计人民币61050元，侯马市公安局赔偿80％，常*生主张的其他赔偿项目有的不属行政赔偿范围，有的无证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侯马市公安局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常*生人民币48840元。常*生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赔偿数额计算不当。侯马市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致害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应受理；《国家赔偿法》对本案无溯及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侯马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非法拘禁常*生，已经法院刑事判决确认直接责任人构成犯罪。常*生遭非法拘禁导致精神失常，其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侯马市公安局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致害行为虽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但被确认为违法是在该法实施之后（1997年10月临汾中院的《刑事裁决书》），按照新的程序法规范生效之后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案涉及的行政赔偿应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程序处理；赔偿的范围和标准等实体问题，应按致害行为发生时已有的规定执行，侯马市公安局未提供当时的有关规定，故可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酌情给予赔偿。赔偿范围包括已花销的医药费、交通费、营养补助费、看护人佣金、继续治疗的费用等。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赔偿发病期间给亲属造成的伤害损失，不属本案赔偿范围；有的项目主张赔偿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认定受害人承担部分损失无法律依据，赔偿数额计算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五）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1月9日作出判决：一、撤销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临中法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