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伴随的却是劳资矛盾的逐年突出、劳动争议纠纷的大幅增加。据人民网报道，长沙两级法院2010年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1428件，2014年仅1-10月就受理案件3321件，增长了近两倍。劳动争议基本上都是由劳动者的权利被侵害而引发，争议内容涉及支付劳动报酬、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工伤赔偿、确认劳动关系、社会保险赔付、档案移交丢失赔偿、竞业限制、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等十多种类型。

劳动争议多发的原因复杂。劳动者相对资本所有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人数虽少，但处于生产关系的顶层，控制着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人数虽众，却处于生产关系的底层，受资本所有者、经营者的支配控制。因此，现实中一般是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而较少是劳动者侵犯用人单位权益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来看，和谐劳动关系是以劳资力量相对平衡为基础的。处于天然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如果想获得与强大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此外，资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控制着大部分资源，占据主导地位，为确保其不能肆意妄为，也必须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体现的就是用法律的力量平衡劳资力量的精神。

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者、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以及工会等涉及劳动关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各方并没有很好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许多限制，甚至制定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条款提高违法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用人单位守法成本仍高于违法成本，导致出现一些用人单位知法犯法的怪现象。据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讲，从企业成本方面考虑，不给职工交社保怎么算都划算。如果他们选择维权，成功的话企业也只是把这部分钱补上；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企业就不用交这部分钱了。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交社保，企业是很不划算的。

在天平的另一端，劳动者通过法律维权的程序繁琐、耗时耗力，尤其当受侵害利益不大时，即使维权成功，也只能拿到较少的赔偿，这让许多劳动者只能望法兴叹。

劳动行政部门的权责脱节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劳动行政部门有很大的执法权、监督权，但是相对责任只用一条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笔带过，可操作性不强，尤其在民告官如登天的环境下，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更难被追究。面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拖欠工资、不交社保等现象，劳动行政部门并没有发挥好检查监督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了不利于劳动者的潜规则环境，大多数劳动者只能选择发发牢骚或忍气吞声。

作为劳动关系相关的重要一方，职工的娘家人——工会在监督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缺乏法律赋予的有力措施，在职工受欺负时，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撑腰，往往受到各种掣肘，从而在维护职工权益时力不从心，很难卓有成效地强力介入，有时甚至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劳动关系乱象的背后是相关法律的不够完善、不够科学，是相关各方没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还得靠完善法治，靠法律规范各方的行为，真正体现法治经济的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趁着这股东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可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