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罪客体是竞业管理制度和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

犯罪都是具体的，根据同类客体不同方面的内容，同一类犯罪具有共同的性质。但是，同属于某一类犯罪的若干具体犯罪所直接侵害或威胁的客体又往往各不相同，因此同类客体只能解决某一类犯罪的共同性质，而直接客体则对于确认具体犯罪的性质有根本性的作用。直接客体在社会现实中可表现为某种制度、秩序、权力、权利、利益、善良风俗等。鉴于此，我们把本罪的直接客体界定为竞业管理制度和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因为本罪首先是对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竞业管理制度的违反，其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本应尽职尽责带领职工将本单位的生产经营搞好，而有些负责人却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必然损害本公司、企业的利益。这样界定本罪的客体，有助于理解本罪的性质，具有明确性、本质性和界限的功能。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特指侵犯某种客体的危害行为，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各种客观条件。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行为人须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担任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的有利地位和掌管国有公司、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的便利条件。利用职务便利一般讲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

二是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三是利用第三者的职务的便利。

(三)犯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经理、副经理，厂长、副厂长等。

有的学者认为还应包括监事。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悖立法原意，扩大了本罪的主体。因为监事的职责性质、范围与董事、经理具有很大的不同，是属于监督性质的。一般来讲，他们不能够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不具有决策、经营权)来从事竞业活动;再者，即使从事竞业活动，其危害性也远远小于董事、经理的同类行为，未达到刑法规制的合理性必要性。国有企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企业资产全部为国家所有或者由国家控股经营的企业;狭义仅指企业资产完全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在我国通常用狭义，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国有企业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按照是否国家直接经营可分为国营企业和非国营国有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按照中央和地方关系可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与地方合营国有企业;按照垄断和非垄断之标准可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按照企业形态划分可分为公司制的和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

公司制国有企业，即国有公司，包括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董事是国有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包括执行董事。经理是指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经理等。此外在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担任厂长(矿长)经理职务的，也在本罪的主体范围之内。对于负责公司、企业核心工作，如生产、销售等的副经理、副厂长等也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四)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认识因素为认识到自己非法竞业的行为违背了竞业管理制度，损害本公司、企业的利益，包括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其意志因素为积极的追求希望态度，并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