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界限，对正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该条第4款又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这一规定看，盗窃集团的首犯和其他主犯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不同的。首犯承担盗窃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主犯只承担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由此可见，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与主犯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二者不可混淆。

2.共同盗窃犯罪中其他主犯的认定。

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除了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外，还包括在其他共同盗窃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下列几种情况的盗窃分子，可以认定为主犯。

一是盗窃犯罪的发起者和操纵者。

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发起并操纵盗窃犯罪的，可以认定为盗窃犯罪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要注意和查清盗窃犯意是由谁提出的，是谁操纵的，以便正确划分共同盗窃的主犯。如江某和马某盗窃案，汪、马均系当阳市人。1989年3月15日晚八时许，江对马说：我到远安县找王南洋借摩托车时，他不借。我们今天到远安去把他的摩托车搞了去。马表示同意。汪便驾驶雅马哈100型摩托车，携带螺丝刀、钳子等作案工具，马随车带匕首一把，二人连夜窜至远安县鸣风镇城南铝材制品厂，汪向马告知了王南洋摩托车停放在该厂营业室，并叫马进去偷，自己在外放哨，马到后墙将窗户齿扳弯进入室内，将王南洋雅马哈100型摩托车盗出，价值2600元。汪、马骑车返回当阳途中，被治安巡逻人员发现抓获。在本案中，汪某提出犯意，并将马某带入犯罪现场，告知停车地方，指使马入室盗窃，自己在外望风，因而在整个共同盗窃中，汪是发起者和操纵者，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尽管汪没有直接窃车而在外望风，这只是共同盗窃的分工不同，并不影响其起主导作用地位。

二是盗窃犯罪的邀约者和纠集者。

在一些相对固定的团伙盗窃犯罪中，盗窃分子往往都有长期盗窃犯罪的故意，一般不存在发动与被发动的问题，相互之间一呼即应。但在这些盗窃分子之间，其盗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程度也并不是完全相同，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不同，决定和影响共同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讲，共同盗窃的邀约者或纠集者，是共同盗窃的积极分子和主导者，对他们一般可以认定为主犯。如邓爱武、方金玉、周文军等盗窃团伙案。在1996年8月至10月间，邓爱武先后四次邀约方金玉、周文军等盗窃作案，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2.8万余元。在本案中，由于每次都是由邓爱武进行邀约，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串连作用。因而，邓爱武在本案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