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引发了许多的法律纠纷案件。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权力与资本的失法和立法与司法的伦理判断发生了失误。应尽快在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中解决好征地、拆迁过程中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

最近，关于征地和拆迁的案件不断在全国各地发生，很可能成为法律纠纷案件发案的首位因素。在华东、西部、南部和东北都有典型案例。

在华东，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上海的周正毅案。2003年5月28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拆迁案，东八地铁的2159户居怕代表以沈德生为首，状告静安区政府伙同周正毅侵犯他们的权益，因为东八地铁是静安区政府签约卖给周正毅作商品房开发，按照上海市征地、拆迁的规定，应该收土地征用费，但是周正毅并没有交纳3亿多元的土地征用和拆迁费，因此原来的住户就要求回迁。但周正毅却将这2000多户人家弄到上海的远郊区，由此侵犯了居民的合法权利，这些居民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这一事件，6月1日，周正毅被引渡到北京隔离审查。

在西部，四川的自贡市搞开发区征用了1213户农民的土地，征用后因为补偿不足，导致这些农民在这几年连续上告，从省建设厅告到建设部，但是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们在开发商、政府部门和法院之间相互推诿中四处求助，没有结果。

在南京，因为征地、拆迁，拆迁户要求补偿，但由于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政府拆迁办就强行拆迁，有一拆迁户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结果该拆迁户被烧死，拆迁办的人也被烧成重伤。

在东北的黑龙江省，由于拆迁问题，在强行拆迁过程中造成拆迁户死亡，死者的家属不断上告、上访，最后拆迁户胜诉。

实际上，由于征地、拆迁引起的法律案件和纠纷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里有两个直接的背景：一是招商引资热和开发区热。现在不光是省、市办开发区，县、乡也办开发区。据统计，全国只有2000多个县，275个地级市就办了开发区有6000多个。由于办开发区，就要征地，就要拆迁。目前，开发区热度不减，由此而导致的征地、拆迁规模也越来越大。二是城市化的推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走城市化的道路，但是，现在的城市化出现了一些误区，各个城市都要搞现代化、城市建设要搞高标准、要搞形象工程，于是就大量拆迁。不光是旧房改造要拆迁，新房也要拆迁。各个城市搞广场、绿地，都需要大规模地拆迁。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征地、拆迁案频繁发生，这就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

征地、拆迁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涉及法学、经济学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综合起来有10个问题：

1.公民的基本权利。房子和土地说到底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利，如何来保护公民的住房和用地?2.房产和地产的关系是什么?现在城市居民购房以后可持有房产证，但从来没有拿到土地证，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在财产权利中的区别如何界定?土地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权利，能否得到保护?3.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适用问题和法律规范问题。在征地、拆迁中到底依据哪部法律?我们现在关于房屋和土地的问题，宪法里有规定，土地管理法里有规定，国务院的征地拆迁条例以及各地的《征地条例》中也有规定，具体案例中究竟依据什么法律、法规?如果这些法律、法规相互之间有矛盾，应该怎么办?4.国务院《征地条例》违宪问题以及各地的《征地条例》违宪问题。5.征地、拆迁的法律程序问题。现在的征地拆迁过程中有很多纠纷，这些纠纷都与《征地条例》中规定的拆迁法律程序有很大关系。6.法院对征地、拆迁案不予受理的法律问题。7.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关系是怎样的?8.房屋和土地的作价问题和经济补偿问题。9.征地、拆迁的法律救济问题。10.在法律救济缺失的情况下自力救济的问题。

实际上，征地、拆迁案所提出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法律问题，也有经济问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值得从事法律和经济学教学、研究以及从事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来认真思考、共同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征地、拆迁涉及权力与资本的失法问题。地方政府拥有大量的行政审批权，他们同开发商连在一起，就出现了老百姓无法对抗、甚至法律也难以约束的权力资本。虽然有关法律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征地、拆迁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补偿方案之后才能进行。但在实践中，政府先以土地所有权人的名义拿地换了钱，再以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强制拆迁，说到底，根子就在行政审批权。所以当行政审批的权力泛化以后，我们很多人就处在一种非法生存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把你的权力拿去了，然后要他批准，他不批准，就不能实施。至于非法生存状态，就目前来看，是非常广泛存在的事情。比如说土地，河北的孙大午集团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孙大午是个退伍军人，他承包了一片荒山荒坡，建成养殖企业，带领农民致富，但是垦荒没有经过政府审批，于是变成非法。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他选择了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实际上是附近的农民愿意将钱交给他扩大企业再生产)，最后以非法集资、非法使用土地两大罪名被抓起来。由此来看，孙大午的生存状态就处于非法状态。讲到非法生存状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到城里来，有的人就处在非法生存状态，没有户口，没有暂住证，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对这些人，长期以来政府采取收容、遣送的办法。城市中还有许多类似的非法生存状态，比如说在南京大约有4万辆摩的，最近政府一声令下，全部予以取缔，但又不给予任何补偿，事实上，这些从事摩的营运的人也处于非法生存状态。在城市里，即使摆一个修鞋、擦鞋摊，也得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管理机构批准，否则也是非法的。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很难找出不需要政府认证、批准的事情，凡事只有政府认证、批准了才能做。由此可见，行政审批权已经渗透到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可想而知，新近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何其重要，又何其艰难!

从征地、拆迁案的分析来看，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还有人处于非法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同时，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也非常淡薄。在中国的历史上，暴民和愤民是两个极端，不是摆过来就是摆过去。那么现在的状况呢?很多事情本来是公民权利保护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却发生错位。比如说防非典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是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在2003年4月20日以后开始采取积极措施，确实在短时间内尽到了责任，说明我们的政府在危机的管理上，如果行动起来，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