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犯罪的常见情形包括了哪些方面

1、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指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如果共同犯罪中只有一个实行犯，那么该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无异于单独犯罪。而在具有两个以上的实行犯的场合，并不一定要求其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独立地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其行为结合在一起而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

例如，二人犯杀人罪，各对被害人砍三刀。如果孤立起来看，砍三刀未必就能致人死亡。但二人的杀人行为结合起来，砍六刀就足以致人死亡。由此可见，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单独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在认定共同犯罪的时候必须加以注意。

2、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是指组织犯所实施的指挥、策划、领导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的。当然，刑法分则中有的条文把某些组织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在这一犯罪中，包含组织恐怖活动的行为。这一组织行为就属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

而在其他犯罪中，例如抢劫集团，其中首要分子有的只在幕后起组织作用，本人不直接实施抢劫行为，其组织行为就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对这种实施组织行为的首要分子定罪的时候，必须把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认定。

3、教唆行为

教唆行为，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实行犯罪的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有把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教唆犯的定罪问题。

教唆行为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例如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威胁等。教唆既可以用口头表达，也可以用书面表达，还可以用打手势、使眼神等人体动作表达。

4、帮助行为

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帮助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有把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帮助犯的定罪问题。在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从帮助行为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狭义帮助和隐匿帮助。前者指通过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或清除犯罪障碍等方法帮助他人实施犯罪。后者指事前通谋，事后隐匿罪犯、罪证或湮灭罪迹等帮助行为。

从帮助行为的形式来分，可以分为物质性帮助和精神性的帮助。前者指物质上体力上的帮助，例如提供犯罪工具、窥测被害人行踪、排除犯罪障碍等，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有形帮助。后者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例如帮助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坚定其决心等，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无形帮助。

从帮助的时间来分，可以分为事前帮助、事中帮助和事后帮助。事前帮助主要指事前为实行犯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例如，仓库看守与盗窃犯合谋，首先打开仓库的大门，为盗窃创造有利条件，就是事前帮助行为。事后帮助主要是指事后的隐匿行为，但它以事前通谋为前提，否则不构成共同犯罪。事中帮助是指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进行帮助。例如某甲把少女乙骗到家中，欲行强奸，其妻丙发现后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当场帮助按住少女乙的身体，使某甲强奸得以顺利进行。丙应视为帮助犯，是事中帮助。

二、复杂共同犯罪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如前所述，复杂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分工的共同犯罪。在这种共同犯罪形式中，实行犯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对教唆犯、帮助犯有何影响？教唆犯、帮助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如果存在，它对实行犯有何影响？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1、实行犯的未遂或中止。

实行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时，对于教唆犯或帮助犯来说，如果实行犯未遂也是出于他们意志以外的原因，教唆犯或帮助犯与实行犯同样都构成犯罪未遂。实行犯在犯罪过程中中止犯罪时，教唆犯是构成犯罪未遂还是构成犯罪中止，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犯罪中止，理由是：在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罪的情况下，应当把被教唆者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看作是与教唆者共同造成的，因此，应当根据被教唆者在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来相应地确定教唆者的犯罪形态。另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犯罪未遂，理由是：被教唆者在实行犯罪过程中中止犯罪，是出于教唆者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教唆者应认为是犯罪未遂。

2、教唆犯和从犯（帮助犯）的未遂或中止。

教唆犯和从犯（帮助犯）的未遂或中止与实行犯的未遂或中止的关系，已如前述。问题在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犯是否构成未遂？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不同看法：（1）预备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以预备犯论。主要理由是：教唆犯对被教唆人实施教唆行为，与为了犯罪寻找犯罪同伙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寻找犯罪同伙正是犯罪预备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构成犯罪未遂的一个必要条件，被教唆者没有实行犯罪的情况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着手实行犯罪以前的行为，只能属于犯罪预备。（2）未遂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教唆犯的未遂。主要理由是：教唆犯的着手实行犯罪，是指教唆犯把教唆他人犯罪的目的付诸实施，被教唆人未实行教唆的犯罪，对教唆犯来说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未遂的特征；教唆他人犯罪，他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与刑法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相同，可见立法者把这种情况下的教唆犯视为未遂犯。（3）特殊教唆犯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构成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教唆犯，应根据其本身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共同犯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在共同经济犯罪中，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而有的地方则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从而正确地对共同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呢？所谓犯罪金额就是经济犯罪侵害公私财产的数额，或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行贿）而使用的钱物的价值。由于犯罪金额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犯罪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自然地成为对经济犯罪人定罪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犯罪金额是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1、共同犯罪是一种犯罪的特殊形态，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均指向体现犯罪结果的犯罪金额。经济犯罪均是故意犯罪，经济犯罪共犯的故意所指向的应是其参与的整个犯罪的犯罪金额。

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第（四）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只是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

3、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在具体操作上至少存在以下矛盾：一是犯罪后没有分赃或没来得及分赃，怎样确定犯罪金额；二是个别犯罪人没有参与分赃，怎样确定其犯罪金额；三是查证不了分赃金额的共同犯罪，怎样确定其共同犯罪人的犯罪金额。以分赃金额作为犯罪金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其实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惩罚分赃，这是十分可笑的。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对贪污、诈骗等经济犯罪共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作出明确解释，以实现司法的统一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