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政策是刑事政策在死刑问题上的具体化。“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其体现在立法上即应限制死罪范围和提高死刑标准,体现在司法中即应严格死刑适用门槛和限制死刑适用数量,而限制死刑适用的数量既体现为缩减死刑适用的案件数,又体现为缩减个案中死刑适用对象的数量。
共同犯罪是我国一贯严厉惩处的犯罪形式,但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处罚,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发表的《论政策》一文中提出镇压与宽大的政策时便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在随后1947年发布的由毛泽东草拟的《中华人民解放军宣言》更是明确提出了对国民党人员应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后来,考虑到在镇反斗争中,往往把镇压理解为杀头,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就改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其具体内容即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可以说,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核心就是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党中央又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对惩办与宽大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体现了对犯罪人区别对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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