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政策是刑事政策在死刑问题上的具体化。“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其体现在立法上即应限制死罪范围和提高死刑标准，体现在司法中即应严格死刑适用门槛和限制死刑适用数量，而限制死刑适用的数量既体现为缩减死刑适用的案件数，又体现为缩减个案中死刑适用对象的数量。

共同犯罪是我国一贯严厉惩处的犯罪形式，但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处罚，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发表的《论政策》一文中提出镇压与宽大的政策时便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在随后1947年发布的由毛泽东草拟的《中华人民解放军宣言》更是明确提出了对国民党人员应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后来，考虑到在镇反斗争中，往往把镇压理解为杀头，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就改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其具体内容即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可以说，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核心就是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党中央又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对惩办与宽大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体现了对犯罪人区别对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