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谈判是指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与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最后从中确定最佳的成交供应商。这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所规定的非招标程序的采购方法之一，也为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所移植。

根据我国财政部统计，2004年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规模为225.6亿元，占采购总规模的10%。可见，竞争性谈判采购方法也广泛应用于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但是，财政部并未将工程领域里的竞争性谈判采购规模纳入到统计数据中。换言之，我国通过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规模远远超过财政部的统计数据。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的缺位，许多政府采购中心和招标公司都热衷于采取竞争性谈判采购方法。然而，《示范法》严谨的适用条件及其操作规程并未为我国立法所全部采纳，从而导致我国公共采购领域在适用这一采购方法时存在着太多的猫腻。下面，我们还是从一个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案例说起。

2004年9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财政局对投诉人泉州市无线电五厂、深圳市正海现代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卓越睿新电子有限公司与被投诉人泉州云锋招标有限公司、泉州师范学院语音学习系统设备及其服务项目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纠纷作出废标处理决定。其主要内容为：招标公司在采购过程中没有严格依照谈判文件规定按抽签结果的顺序对样机进行演示;评委在评审前临时又增加了演示分40分;大部分评委在评审过程中没有对供应商的报盘文件进行详细的阅读，就凭印象打分。出现在这起案件中的现象在我国政府采购实践中非常普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竞争性谈判制度还存在着巨大的黑洞。其主要表现是竞争性谈判方式的适用情形太多，操作程序过于简陋，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法律赋予采购主体太多的选择权。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规定了货物和服务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适用条件，虽然只罗列了四种法定情形，但实际上包括了13种法定情形，即：

(1)公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

(2)邀请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

(3)公开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

(4)邀请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

(5)重新公开招标未能成立的;

(6)重新邀请招标未能成立的;

(7)货物或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

(8)货物或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

(9)货物和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

(10)货物和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

(11)采用公开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

(12)采用招标邀请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

(13)货物或服务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只要具备前述条件之一，就可以选择这一采购方式。实践中，出现第1至第6情形而选择竞争性谈判采购的不多见。余下的七种情形，均系采购主体任意选择的法定理由。笔者认为，过多的选择空间，太大的自由度，必然会导致公共采购过程中更多的猫腻。而《示范法》在适用这种采购方法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比我国立法要严谨。

其次，采购程序存在着太多的漏洞和缺陷。我国《政府采购法》只有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竞争性谈判的采购程序，其它的条款再也看不到相关的规定。财政部2004年8月颁发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但对于竞争性谈判，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行为规范。由此而来，采购程序中的黑箱操作自然不可避免。我们从前面所介绍的案件可见一斑。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谈判专家无法站在第三方的公正立场来比较、评估适格供应商。为保证采购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我国法律规定，谈判小组的专家不得少于谈判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没有规定专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应该由谁来聘请，由谁支付报酬。实践中，正如与《招标投标法》的评标专家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一样，所有的谈判专家都是由招标公司或采购中心聘请的，由委托人承担所有费用的。因此，在选择成交供应商时，专家们是不可能违背委托人意志的。其二，谈判文件没有法定要求。实践中，竞争性谈判往往有许多次，每次的谈判文件，哪些内容是必须确定的，法无明文规定。其三，每次的报价文件或开盘文件的启封程序没有法律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开启每一个谈判供应商报价文件的法律程序，也没有规定无利害关系人进行现场监督的程序。其四，没有法定的评审打分标准。实践中，给供应商打分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都非常大，正如前述案件所介绍的，临时增加分数、任意更改标准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谈判顺序。其六，《最终报价文件》无确定的最后报价。实践中，最终谈判文件的递交时间受较多的人为因素影响，往往变化无常，导致最终报价的不确定性。其七，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依据主观性太强。报价最低在竞争性谈判过程中往往还不是最终取胜的理由，仍然需要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聘请的专家来确定，而受聘的专家最终还是需要对委托人言听计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