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立调解基金，帮助诉前调解工作顺利进行。当前，诉前调解机构处于松散状态，基本上是办公无场所、经费无保障、人员不主动。这种现状导致许多具有调解成功条件的纠纷无法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或虽进入诉前调解程序但调解程序往往半途而废。因此，应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诉前调解基金，该基金应主要用于帮助调解组织建设调解场所、为调解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报酬等。此外，调解基金还可用在弥补当事人因接受调解而致的物质损失方面。调解的性质要求要数次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帮助当事人解开思想疙瘩，因此，纠纷当事人难免因接受调解而数次往返于家庭与调解场所，其差旅费开支往往也成了当事人的一项新负担。有些当事人考虑调解成本较高也会拒绝接受调解，因此，有必要将调解基金也用于弥补当事人因调解而致的此项开支。调解基金资金来源应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赠为辅，要明确管理机构、使用条件、严格加强经费管理，将有限的资源用到诉前调解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建立调解道德评价体系。诉前调解的显著特点是调解行为对当事人无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接受或拒绝诉前调解机构的调解行为或意见均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其法律上的软性限制了对调解当事人的约束，也影响了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积极性。社会对人的约束除了来自法律方面的强制与评价外还有道德对人的评价与精神强制。诉前调解机制应弱化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道德的评价作用，因此，可考虑建立诉前调解道德评价机制以制约纠纷当事人。要通过道德评价体系对接受调解的当事人进行综合道德评价，该道德评价可用于对调解失败后的综合评估中，要从道德层面对当事人对调解失败所负的责任作出总结。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诉前调解机构要向法院提供当事人诉前调解道德评价报告，供法院审理案件中在认定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做参考，以此约束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态度接受和参与诉前调解，促进调解成功率的提高。

第三、诉前调解机构应尽量避免调解中的证据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现象发生。诉前调解不具有法定的强制力，其自身特点决定了也不能过分强调当事人的证据意识和举证责任，因此，在当事人欠缺必要的法律知识的情况下，有的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从而导致当事人在调解失败后的诉讼中处于不利境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当事人的诉前调解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诉前调解机构应充分利用法律，主动发挥其作用，避免此种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四、对于纠纷当事人有转移财产动向的，诉前调解机构应告知另一方纠纷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诉前调解机构无法定的财产保全措施，对于调解案件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现象无强制预防手段也是影响纠纷当事人接受诉前调解的因素之一。有的纠纷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对于此种情况，调解机构已经发现或由另一方当事人告知，应立即告知纠纷当事人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以防止另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损。对于此种情况，调解机构还应当主动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和线索，帮助法院及时作出正确的裁定和实施正确的保全措施。

第五、有的案件在调解中易使诉讼时效完成也影响了纠纷当事人接受诉前调解的积极性。诉讼时效在诉讼中对当事人获得胜诉权至关重要，许多案件当事人起诉时还要提供必要的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据，以保护自己的胜诉权。诉前调解机制对证据的收集、保管并无规范的程序，实践中难免出现诉讼时效将要届至的纠纷由于诉前调解机构非规范化的工作程序而使当事人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灭失，进而影响调解失败后而进行的诉讼。

第六、诉前调解机构积极运用支持起诉制度，提高调解成功率。

诉前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中充分与当事人接触与交流，最能了解当事人的主观心理及态度，也了解纠纷的是非曲直，对于所调解的纠纷，如果一方当事人凭借其资金、社会地位、法律知识等优势恶意压制对方，且拒绝接受调解人员的善意规劝，一旦调解失败，调解机构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支持另一方当事人起诉，以在诉讼中制衡对方。这样，可用制约优势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地接受调解。

第七、加强促成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调解协议公证力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联合通知，对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具有给付性质的协议，如果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载明一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并经公证处公证的，在给付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经过公证的调解协议被赋予了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同等的效力。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经济、快捷又不伤感情，如果运用得当，对化解矛盾纠纷、稳定社会、具有法院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因此，诉前调解机构要大力推进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