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我国破产重整制度中关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机制尚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一方面有违重整制度诸方利益与共、诸方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初衷，另一方面也有违债权人的“权利人”身份，实践中将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效果，因此应通过修改法律、授权立法或法律解释的方式予以改进完善。

应进一步限定重整程序的适用范围。重整制度体现的是社会本位利益，其目的在于防止因企业破产、倒闭给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如员工大量失业、股民大规模受损及其他重大社会震荡等。一言以蔽之，重整制度的着眼点不在于或曰主要不在于保护债务人企业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与兼顾才是重整制度的制度设计初衷和落脚点之所在。因此，对于那些规模有限、影响面小的普通中小企业立法完全没有必要给予重整保护。[5]这一方面是因为重整程序成本高昂、社会代价大、程序复杂，普通中小企业规模经济有限施行破产重整未必符合效率原则，另一方面普通的中小企业社会影响小所涉社会整体利益不大其破产通常不会引发较大社会震荡对社会整体利益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再一方面将中小企业别除于重整程序之外也可以有效规避大量中小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带来的工具主义滥用问题。因此，无论就法理还是实务操作考量，都应将重整程序适用主体进一步限定为那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具体说来就是那些规模大、员工、股东众多、对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以及特殊情况下一些规模特别大、员工众多、对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对债权人构成一定的保护，即这可以将大量债权人从受众多失信成本低廉的中小企业滥用重整程序之虞中解脱出来。

一、破产程序设计的基本构造

我国2006年新破产法设计的三种程序，破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即所谓的“一个大门、三个小门”程序，破产程序称为大门，而破产清算、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是一个个具体的程序，称为小门。

“三种程序”开始的原因既有重合，也有区别。破产清算程序与和解程序开始的原因是相同的，即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法进行重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学理上称为现金流量标准。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缺乏清偿能力，即通常所说的资不抵债，称为资产负债表标准。

破产法上破产清算程序和和解程序的启动原因的是“现金流量标准”与“资产负债表标准”的双重标准。不仅要求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还要求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即使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如果能够确定其具有清偿能力时，也不能认为其已经具有破产清算原因，从而避免了有些企业有财产无法出卖，在资产大于负债的情况下被宣告破产的可能。相比破产清算、和解程序，重整程序还有自己特殊的开始原因，即具有不能清偿债务的可能性时，也可以对其开始重整程序。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较破产清算与和解程序较宽松。但是，一些国家对重整附加了一个比破产程序或者和解程序更加严格的条件，即“债务人须有重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