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的调查取证

妇女婚姻维权遭遇举证难题

上海一家以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收归私有等为主要服务范围的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在今年1月被依法查封，侦探们却又改头换面重施故伎。记者近日参与了有关部门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案件的调查取证，从中看到，婚姻调查服务取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有关法律、制度却相应缺失。专家指出，正因为这个矛盾的存在，才让所谓的私家侦探大行其道，前仆后继。

私家侦探带来噩梦

3月14日，江苏无锡一名沈姓中年妇女来到上海，向记者哭诉了私家侦探给她带来的噩梦：

沈女士丈夫有外遇，要跟她离婚。为了争取伤害赔偿权，沈女士被电视上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上海分部广告吸引了。2004年12月底，她特地来到上海委托这家企业为自己进行婚姻调查取证。但这家企业不久后被查封。到了2005年1月，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原来私家侦探们换了家公司。沈女士不放心，问：那家公司是非法的，现在的公司怎么样?对方告诉她，他们是上海第一家合法的、获得调查权的企业。

1月12日，这家自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无锡，与沈女士见面。在他们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国)上海侦探网，名片背面列举了多项业务：婚姻维权证据搜集诉讼执行债务追索。沈女士要求查看其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对方回答：没带。他们告诉沈女士：婚姻调查取证这种小案子，一做就成。并对她信誓旦旦：一定要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这句话打动了她，于是沈女士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这家公司为她提供合法的取证服务，委托事项为调查，婚外情取证。委托费是2.3万元，沈女士先交了1.2万元。收了钱，私家侦探们开始工作。但第二天沈女士拨打其中一人的手机时，发现他们已经返回上海。沈女士很不解，对方辩解说：你老公下班后，我们就没有跟踪了，因为地形不熟悉。还很不耐烦地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你不要多问。

沈女士很着急，她下了岗，靠打工维持生活，每月仅数百元收入，委托费全是借来的。她每天都给这家公司打电话，对方总在敷衍。春节过后，沈女士接到一个名叫周玲的女子的电话，称调查取证的事全由她负责了，要沈女士再交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沈女士说：我已经交了一万二了啊!周玲答道：前面交的钱归前面，我不管。沈女士要求退钱，对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沈女士再三哀求，周玲说：看你可怜，再交2000元，我就去做，给你一个结果。

3月9日，周玲来到无锡。沈女士回忆说，周玲态度很凶，收了2000元，称没带收据，只打了一张收条。她还说，她公司后台很硬，关系一直通到中央，并说她的车是新闻采访车，哪里都可以去，车上有遥控监视器。周玲告诉沈女士，这次调查就看运气好不好了，运气好就有结果。

周玲调查了3天，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回上海了。沈女士只能不断地打电话催促，对方或者继续敷衍，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逐渐绝望了：证据拿不到，借的钱要不回来，离婚官司一天天临近她甚至想到了跳楼。

私家侦探现出原形

3月14日下午，记者陪同沈女士来到上海市工商局黄浦分局检查支队报案。通过上海市工商局的网上查询系统检索发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注册地在上海市奉贤区的企业，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并没有调查二字。

记者随3名工商执法人员来到设在上海白渡路上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进门就见一尊硕大的关公像，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业务繁忙。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这家公司没有发票，只有收据。记者翻看了一下收据，委托取证的收费还真不少。公司张姓老总承认，公司从2003年10月26日开始经营，发票从来没领过，税也没交过。账只是随便做做。工商人员问其公司的经营项目，他支支吾吾：我公司做些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有些是朋友托过来的，比如有人碰到什么难题，我们去帮他沟通一下。在我们这里做的人是没有底薪的，操作的人拿40%，60%给公司。

在工商执法人员的干预下，当天下午，沈女士拿到了邦特公司退还的1.4万元。她双手颤抖着把钱装进手提袋里，随即痛哭起来：我真没想到还能拿回这笔钱这笔钱就是我的命。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婚姻调查公司其实并不少见。工商部门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已涉嫌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从事这些业务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该由谁来取证?

我非常理解受害妇女为争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计收集丈夫婚外恋证据的心情和做法。她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法律的保护，而相信这类公司，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无法保护她们。法律规定谁提出、谁举证，没有证据就什么利益也争取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说，那些名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实为私家侦探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而公安部明令禁止私家侦探也使这类公司转入地下，让不少人反而深受其害。即使不是骗钱，也发生过诸如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高级讲师、唯尔福热线主持人周美珍也认为，谁提出、谁举证这一点对女方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开公司做生意的男人，如果他有防备，女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查清男方的财产有多少，也没办法去获取男方婚外情的证据。在离婚时，女方拿不出证据，财产分割对女方就非常不利，也无法争取到伤害赔偿。

徐安琪、周美珍都认为，现在离婚案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妇女很难找到帮自己获取、提供证据的相关合法机构。徐安琪说，有个妇女花1万元请了私家侦探，虽然调查到丈夫与婚外女性同居的地点，居委会、街坊邻居也说他们在此同居，但要求他们作证时谁也不肯签字，实际上等于没有拿到丈夫过错行为的证据;周美珍说：唯尔福热线开通至今已有14年，关于婚外情的咨询很多。而沈女士丈夫与人非法同居，在当地并不是秘密，沈女士可以找愿意给她作证的邻居，或者居委会、村委会。但这种证人通常很难找到，一般人不愿意作证，如果男方有一定权势，更加没人愿意作证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通过相关法律的调整。在一些发达国家，离婚取证是检察官做的事情。我国相关法律也应该做一些改进，譬如将离婚取证的工作交给司法系统来做，而不是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自己完成。

徐安琪说，由于基层单位已退出个人私生活领域，社会应为婚姻不如意的或受害妇女提供其他的渠道，比如社区的心理、法律咨询和指导等，使那些有难处的妇女在婚姻发生危机时，有宣泄、倾诉的场所并获得实际指导和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