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诺主体的合格性。所谓承诺主体的合格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承诺必须由具体法益的归属主体作出。因为只有法益的所有者才有权处分法益。但是，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欠缺自然意义上的认识能力时，具有亲权的法定代理人拥有同意权，在特定的场合也可以履行同意义务。二是承诺主体具有承诺能力，即作出承诺的人必须具有认识其承诺的性质、作用、范围及后果的理解能力。具备承诺能力的人才是被害人承诺的合格主体。不能正确理解承诺的内容和意义的人(如儿童及其他精神障碍者)作出的承诺无效。

（二）所承诺法益的个人性。承诺的对象只能是承诺人有权处分的法益。各国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被害人承诺的成立以承诺人对被侵害的法益具有处分权为前提。承诺人只能就其有权处分的个人法益作出承诺。对于系关国家、社会等的公共法益，个人无权处分，这是各国刑法学界的通识。就个人法益来说，也不是都可以由法益所有人随意处分，而是有一定限制的。具体来说：1、生命权不可承诺；2、身体健康权是可有限承诺的权利。但在“有限”的界定上，则有不同观点。笔者同意将善良风俗与伤害程度结合考虑的折中观点，即所承诺的伤害必须以不违背善良风俗和不造成严重伤害(如永久性残疾)为限；3、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都属于可承诺的权利。但是，如果涉及共有关系中的财产权，情况则相对要复杂一些：按份共有的，如果共有财产是可分的，则被害人可以并且也只能就其所有的那部分财产予以承诺;共有财产不可分的按份共有以及共同共有的，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被害人无权就共有财产作出承诺；4、名誉权、人格权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也可以承诺；5、性权利也可以承诺，但不满14岁的幼女所作出的承诺除外。总而言之，承诺的对象只能是“法秩序中完全可以由被害人自由支配与处分的权益”，被害人必须是该法益的唯一权益人。被害人就自己无权处分的法益作出的承诺不能阻却犯罪的成立。

（三）承诺的真实性。被害人承诺是被害人对自己权益的处分决定，因此必须是被害人自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害人在被强制、被欺骗、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承诺无效。

（四）承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明确表现出来。承诺的表示方式，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既可以用语言表达、书面告知，也可以通过行为表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是“能够明确地从外部能够认识的”，也就是说，被害人对该权益的态度必须明朗，不能模棱两可以致他人不知所从。

（五）行为人应认识到被害人的承诺。被害人的承诺不仅要表现于外部，而且应到达对方即为行为人所认识。行为人不仅应认识到承诺的存在，而且应认识到被害人承诺的内容(行为及其结果)。因此，其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不应超出承诺的范围，否则，不能排除犯罪性。

（六）承诺必须是在行为实施之前即存在或者在行为实施当时作出。当然，如果被害人在行为之前作出承诺，但行为时又改变主意的，应以行为时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只有行为时存在的承诺才能阻却犯罪的成立。事后作出的追认或允诺不具有阻却犯罪成立的效果，至多只能使行为人被免予起诉(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或者对刑罚的裁量产生一定影响。

（七）承诺的内容不违反法秩序。也就是说，承诺的内容或者基于承诺所实施的行为不为刑事法律所禁止。有观点主张，被害人承诺的内容不能有不当目的或动机，不能危害社会，其主观上必须是为了追求有益于社会的目的。“不能危害社会”是必要的、当然的要求，但是，是否必须基于“正当动机或者追求有益于社会的目的”，则值得商榷。如，性交易、通奸等行为，其动机和目的显然并非有益于社会或符合公序良俗的，但由于存在被害人的承诺，阻却了犯罪的成立。法律不是提倡良好社会风尚的道德准则。法律禁止之外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因此，关键在于行为是否违反了法秩序，是否为刑事法律所禁止，而不在于承诺是否出于不当动机或目的或者是否符合公序良俗。如果要求必须具有有益于社会的动机或目的才能成立被害人承诺，则一方面限制了公民的自我决定权，另一方面也有刑法的泛道德化之嫌。

一、证明和承诺书哪个有法律效益

承诺书实际上是合同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有效的承诺书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承诺书的内容应当是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不能被强迫或威胁或利诱、欺骗等。2，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承诺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可能导致承诺书无效。3，没有侵犯他人利益。承诺人只能基于自己有权处分的物进行处分，而不能因此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利益。单方面的承诺书只是一种信誉行为或要约行为，重在承诺人的自觉履行与践行，不具有合同效力;如果承诺书中如涉及财产内容的，相关的证书如房产证，双方到当地公证处办理。对于承诺行为的履行，没有法定的强制执行力的法律依据，公证处是不会受理其公证的申请的。至于放弃财产所有权或继承权的承诺书，只是在公证它项法律行为时公证处可以作为采信的证据或依据，但不是对承诺书的效力进行公证的法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