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

是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程序性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得以实现的价值目标，程序性正义旨在保证机会的公正平等，侧重于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性操作将正义由理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的过程。程序性正义体现了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道德蕴涵，这种道德蕴涵又具体体现在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程序的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限制恣意因素，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程序的合理性则一般表现在程序的可预测性、形式上的合乎逻辑性、交涉的充分性等方面。程序性正义是立法程序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立法程序的意义就在于限制和排除立法活动中的恣意因素、广泛吸纳民意、协调利益冲突，以制定具有实质性正义的法律规范。这其实就是一个经程序制度引导，正义由理念状态向现实形态转化、由程序性正义向实质性正义过渡的过程。立法程序通过角色分派、职能分工，各种立法角色在职能上既配合又牵制，在交涉中既对峙又妥协，恣意的余地自然会受到压缩，从而使立法决策真正建立在集思广益之上立法程序的程序性正义这一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立法程序规范及制度的庇护，如议事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立法程序制度为程序性正义这一核心价值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石，而程序性正义又堪称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效率

是立法程序的经济内涵。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的实质性影响就在于它使效率这个关键性概念渗透到了法律意识、法学理论及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效率观引入法律领域或许并不是经济学家对法律制度作经济分析的初衷，更重要的是作为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的一个价值维度或理论武器，也就是用效率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从而为评价和建构法律制度提供一种现实的可操作性强的经济标准。诚然，就法律程序而言，程序具有内在的效率取向，但将效率价值唯一化和绝对化却是经济分析学派的最大缺陷所在，因为它显然遮蔽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程序价值(如正义)。从逻辑上讲，正义和效率是程序价值体系中两个不同序列的价值。一般而言，正义属于程序第一系列的首要的、核心的价值，而效率则属于程序第二系列的基本价值。以正义为主导的法律程序显然不同于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正义的重要法律领域中，片面追求效率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就实践层面而言，正义和效率两大价值形成双重互补，有利于对程序制度作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

秩序

是立法程序的制度理念。立法程序为立法活动提供了秩序的价值导向，为立法行动运作的有序化、定向化和规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立法活动中，利益冲突诱发的争执、较量、对抗等往往易造成交涉过程中紧张的对峙状态。倘若没有程序内在的妥协机制以及议事规则的规范和引导，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极可能酿成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立法程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可预测性来实现功能自治的秩序状态的。立法程序秩序性的基本标志是立法程序系统的功能自治。这种功能自治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立法程序规则自身的完善和周延。可以说，议事规则愈完善、愈周延，则议事活动相应地愈具有可预测性和有序性，立法程序的功能自治性也就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