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在企业中建立劳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委员建议，张鸣起表示赞同，他说，在一次分配中，特别是企业这一块，劳动者工资偏低、分配不合理，是个事实，“集体协商机制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状：国企集体协商质量不高张鸣起介绍，解放初期，民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这个制度逐渐名存实亡。直到改革开放，我国又把这个制度捡了起来，政府在用人和分配上给了企业自主权，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设置指导线，由企业劳动者代表和雇主来协商。张鸣起说，由于国资控制工资总额，国有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不高，而在大量中小企业中，多数采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但也有公司只给最低工资标准。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在有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好一些，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至15%。原因：劳资尚缺乏集体协商习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有权协商工资。张鸣起认为，法律用了“可以”，就意味着可以协商也可以不协商。这和“应当”比起来有差别，应当协商但不去协商，将面临处罚。据此，张鸣起认为“法律上就存在先天不足”。而从工资协商的各方来看，张鸣起认为，国有企业习惯于工资由企业说了算，职工掺和什么，他习惯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业主觉得协商就意味着涨工资，会影响企业利润；地方政府担心制订协商机制会影响招商引资；这样看来，所涉各方积极性都很小。张鸣起说，目前集体协商搞得不错的地方中，江苏昆山是由于劳动者停工被迫协商，而深圳是由政府下文件、人大通过规定，才推动工资协商。张鸣起认为，基层劳动者不敢协商，也是制约集体协商设立的原因。解决：先培训集体协商指导员未来如何推进企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张鸣起认为，全国总工会目前开设了很多培训班，培训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懂得计算工资涨幅的方法，和集体协商的办法及依据。对于谈判比较困难的小企业，张鸣起提出，可以建立行业或区域集体协商。他说，从去年情况看，企业虽然受到金融危机所累，但集体合同的签订数还是上升了10%，工资单上的体现也增加了近10%。“即便有抱怨，也是个商量的结果。”张鸣起说，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种制度，不管是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应该谈，结果是工资数额可升可降，但能解决很多社会矛盾，增加购买力。委员观点针对在国企中建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东进说：“现在有推广想法，但能不能推开还不好说。”王东进说，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其工资由国家确定，工资构成和集体经济也不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全民的，它肯定是主人，工资就由国家确定，不用谈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王东进说，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益较以前增长了十几倍，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却很慢，到底谁来代表职工的利益？“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代表，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王东进透露，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职工的工资差距太大，以前是6.5倍，现在已快扩大到17倍。职工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比例太低，甚至低过了我国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王东进认为，国有企业中也要依靠职代会、工会来代表职工，协商确定工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有利于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企业回应“大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中央企业，工资分配矛盾并不突出，也不是个问题。”昨天，翟若愚表示，这类企业的工资收入和利润增长、效益提高是同步的，通常是和员工绩效考核挂钩，“一个亏损企业不可能大幅度涨工资”。而考核也决定了大国企本身的工资构成，内部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分配机制。翟若愚认为，国有大型企业中不需要“对话”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收入增长多少，且内部分配差距大一点、小一点，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他以大唐集团的一个电厂为例，“我们的差距很小，一个厂长和工人的工资差距不会超过10倍，当然刚毕业的学生不算。”翟若愚表示，对工资差距大小的判断没有标准，也要结合行业、企业情况考虑。翟若愚提到，相比于分配机制随意性比较大的民营中小企，大型国企的职工工资也不是经营者能定的，且经营者自己都决定不了自己的收入，而是国资委在管，“所以职工和谁对话呢？”他说，国企的工资总量没有谈判空间，而且这个总量在高管和职工之间保持守恒。虽然没有员工提出就工资展开集体谈判，但翟若愚认为这种机制应该存在，而大唐集团也建立了职代会的机制。“企业还是跟个人直接谈”针对集体谈判维权是否可行的问题，有代表认为应该企业直接跟个人协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亿达州集团董事长李秉记认为，恐怕应以企业和工人个体之间的协商为主，因为企业最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工人以及企业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李毓全认为，政府主要还是利用最低工资标准来保护和提高职工待遇。委员支招昨天，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在由国资委管理收入的国有企业，迟福林认为，在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还应该侧重公开性。职工要清楚自己的绩效考核情况，和考核办法及其与工资挂钩的情况，并且了解企业该年度的利润增长、发展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与企业进行协商。“这种工资集体协商公开的机制，在国企中基本没有开展。”迟福林表示，要建立上述机制，必须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即规范股东(财产所有者)、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工人代表要参加公司重要决策和监事工作。目前，国企工会的这一功能需要激活。而在民企构建工资集体协商制，迟福林认为，需要地方政府促进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