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被所有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都明文严禁的刑讯逼供，今天终于在我国被知情人士“透露”出来了

，这是值得全社会高兴和感谢的。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与侦查相伴而生的破案方式，虽然在旧社会长期存在，但已为现代文明所抛弃，我国宪法也明文禁止，刑法还专门设有刑讯逼供罪。由此而看，本就不合法的取证方式，最高检察院是否有必要重读一遍法律文件来终止刑讯逼供?姑且不去猜测是谁忘记了法律，就说“透露”出的这一消息本身，为何刑讯逼供取证不合法只限于死刑案件的范畴?

按照法律和常理而论，但凡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论在何种案件中，均不可作为合法证据呈堂。程序不正义，结果将有失公信，在法律领域尤为如此。但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把高检提出刑讯逼供所不适应的死刑范畴推及到任何案件，同样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公众如何知道呈堂证据不是被刑讯逼供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刑讯逼供屡试不爽的原因。“不打不出货，一打案就破”，这是刑讯逼供的经验之所在。这一经验背后除了是受一种急功近利的动机所支配外，还在于某些执法者对权力的崇*远远高于对法律的信仰。现在我国的侦查程序，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透明度，这为司法人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监督机制乏力的侦查过程中，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毫无畏惧可言。

在这个前提下，说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无疑是水中捞-月。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在于难以认定刑讯逼供，除非出现媒体中的“深喉”，而在人情社会中“深喉”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刑讯逼供过程中能举证的往往都是警察，很难要求他们去为同事的刑讯逼供行为作证。

事后即便发现存在刑讯逼供，但往往已是时过境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许多证据已经不存在了。而作为刑讯逼供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的现场处于一种弱势，他们的权利保障机制存在原则性缺失，有时被打都不知道是谁打的，这如何让他们去申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