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机制活、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并购那些效率低下、负债沉重、难以为继的公有制企业，是各地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盘活资产、解决就业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你情我愿的基础上，在

合理评估公有制企业的现有资产的前提下，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赢，是参与兼并各方追求的理想境界，也契合党和国家有关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在众多的“民并公”现实案例中，成功者有之，目标落空者亦有之。从目标落空的案例来看，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或集体受损型，一类是民营企业受损型。前者的典型表现是内外勾结，低估被并购企业的资产，损害国家或集体利益。对于此种问题，已有了比较明确和充分的认识，法治措施也在不断跟进和完善。后者则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在并购公有制企业过程中，由于法治环境、政府行为等方面的因素，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利益目标，反而深陷泥淖，自身难保的情况。如目前较有影响的某省本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曲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购该市农业机械制造厂就属此类。这种情况可能属于个别现象，但是其对人们特别是民营企业主对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合理预期和内心信念的挫伤效应是十分严重的，同样应引起足够重视并需要深刻反思。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正确界定私人产权、合同自由与政府干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和构建法治的前提和基础。首先，私人财产权必须得到法律的充分肯认和保护；第二，合同自由必须要有法律保障。在不违背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当事人有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在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情况下，合同效力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等同于法律，必须信守并不受非法干涉。第三，国家或政府应保护私人产权、保障合同自由；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合理、适度并依法进行。上述三项原则是互动的统一整体，市场经济社会的秩序构建必须予以遵循。考察一些在“民并公”过程中民营企业受损的案例会发现，问题的原因往往在于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出现问题的根源则是上述三项原则没有得到地方政府乃至司法机构的认同和践行。

企业并购首先是个合同行为。在“民并公”案例中，民营企业一般是并购方，而公有制企业是被并购方。民营企业是否需要通过并购实现发展、并购时机是否成熟、选择谁作为并购对象以及并购代价如何，均应由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和市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有些地方由于急于想解决一些经营困难的公有制企业的实际问题，甚至为了彻底甩掉财政包袱，千方百计地寻找、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动用政府的公共影响力压服一些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与一些包袱企业签定“合同”，实现合并。

民营企业的活力源泉和比较优势在于其清晰明确的产权归属。民营企业主对企业享有所有权，在市场竞争中，决策自主、风险自担。政府与有关国家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好民营企业的产权所有者的私人财产权，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对于肆意践踏企业财产权的不法行为应绳之以法，严肃处理。只有企业的产权得到了有效保护，企业才能发展并实现利润，国家税收和职工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有的地方政府视民营企业为“肥肉”，强行摊派，甚至有些官员吃拿卡要，这都是不尊重私人产权的表现。在“民并公”的过程中，一般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其结果是被并购方的法律主体资格消灭，资产并入，人员接收，最终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民营企业。对于并购后产生的民营企业，政府同样应该分清产权归属，并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本溪等地方还出现了完成并购后的民营企业中原公有制企业个别职工因劳动纠纷不满，在一些不法分子组织下哄抢、私分企业资产的现象，对此，地方政府不但不依法制止和处理，反而包庇纵容。这种做法不但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也违背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原因，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并公”的过程中，职工安置问题就成了一个很难化解的矛盾。特别是在有些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职工是企业资产的创造者和积累者。在接受兼并后，一旦企业经营出现波动，出现工资下降或支付困难，就可能引发原集体企业职工的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应该积极通过工作进行疏导，维护社会稳定，而不应该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撤销并购合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下，稳定的社会局面确实需要十分珍惜和努力维护。但是，如果不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以求从根本上妥善解决企业职工安置问题，而是通过不恰当的手段强行压制，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反而会破坏合同的严肃性，影响社会稳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吴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