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改造和改建的力度越来越大，城镇中房屋拆迁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房屋拆迁中所出现的问题日益突出，进而引发了众多矛盾，由于房屋问题关系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因此极易引发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而现实生活中，有关拆迁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尚有许多的不尽合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拆迁的混乱，影响了工作的进度。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处理房屋拆迁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如何认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性质，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一起案例对此作一浅要分析。

［案情］：

2003年6月18日，某县建设局（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对原告（被拆迁人）潘某某与被告（拆迁人）某房地产公司就该县城东门江滨二弄7号的房屋拆迁事项（搬迁期限、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作出裁决：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所有的位于东门江滨二弄7号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异地安置，并进行房屋面积差额补偿，限被拆迁人在2003年6月24日腾空被拆迁的房屋。被拆迁人收到房屋拆迁裁决书后，于2003年6月2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房产公司按原地回迁。该案应以民事案件受理还是以行政案件受理呢？

［分歧］：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二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以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立案是正确的。理由是，原告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108条规定之条件，有明确的被告，且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属法院民事案件立案的范围。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以行政案件立案为宜。理由如下：

1、房屋拆迁合同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房屋拆迁条例规定的补偿、安置等问题签订的书面协议。房屋拆迁是指因国家建设、城市改造、整顿市容和环境保护等需要，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现存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进行拆除，对房屋所有者或使用者进行迁移安置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补偿的活动。房屋拆迁具有行政性的特点，从本案情况分析，原、被告双方并没有达成房屋拆迁的协议，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定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案原告要求按原地回迁其实是对该行政裁决不服。根据199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城市房屋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作为行政案件立案。

审判实务中对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的裁决是否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历来存在争议，以致有的认为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有的则认为应适用行政诉讼程序。1993年11月24日，最高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复函中规定：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房屋拆迁的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发生的争执，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对此类纠纷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以民事案件受理。这一复函，明确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性质界定为民事案件。

目前，各地法院审理房屋拆迁纠纷的主要依据是1996年7月最高法院（1996）12号批复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依据该规定，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审理，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的：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被拆迁人拒绝搬迁或反悔的，拆迁人因此而起诉的，作为民事案件审理；

2、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向法院起诉的，作为行政案件处理。按照这一规定，此类案件的审理所适用的程序是统一了，但它没有从该纠纷的法律关系入手，而是以房屋的拆迁当事人是否达成协议为标准来划分。这就形成了实体内容相同，但因处理方式不同而强行加以区别的情况，混淆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应有性质。

对此问题的争议，实质上是对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1、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界定；2、主管部门的裁决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3、最高法院（1996）12号批复是否存在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性质为民事法律关系，即使经主管部门裁决，也仍然属于民事关系，拆迁裁决是主管部门对拆迁的民事行为进行调整，类似于劳动仲裁裁决，属于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依法居中裁决而并非具体行政行为。其理由为：城市房屋拆迁的主体主要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他们之间对拆迁安置补偿发生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虽因协商不成申请主管部门裁决，并没有改变其性质，且裁决也只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合理地处理双方的争议。房屋拆迁中涉及的行政行为，如颁发拆迁许可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该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提起行政诉讼。讨论的案例中被拆迁人对拆迁并无异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仅仅是在拆迁补偿、安置方面达不成协议，其民事性质并未改变。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因为经过裁决而转变成为行政行为的关系。

试想一下，如果当事人双方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发生了纠纷，经主管机关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却又另行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的，如何处理该行政裁决就成了一个难题。在双方已经协商处理并已平息纠纷的情况下，而且是拆迁人自愿补偿的，并没有用国家的一分钱，国家没有必要再去挑起已平息的争端。但如何处理此处的行政裁决就成了问题，反而影响到了行政机关的威信。

因此，拆迁人在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所进行的拆迁行为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国家机关为什么要为他人的利益作裁决而让自己成为被告，进而承担赔偿的事呢。因此，将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裁决理解为劳动仲裁的性质，更能反映出其根本性质，更能体现出行政机关的指导、监督、管理的作用。

彩票的法律性质

什么是彩票？依据财政部2002年《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照事前公布的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另依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民办发［1998］12号）第2条，本办法所称福利彩票是指：为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资金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凭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彩票的法律性质。

（一）彩票是一种证券

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书据和票证，根据它们效力的差异，可以分为两大类：证书和证券。前者如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书、借据、合同书等，只能作为证明手段（证据方法），至于这类证书的有无和存在与否，并不能直接决定实体的法律关系之存在与否。证券不仅记载一定的权利，证券本身就代表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存在于证券之上，在通常情况下，权利与证券结合在一起，权利不能离开证券而存在。［1］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凭证，在中奖场合，中奖人行使请求支付奖金或交付奖品的权利，必须持有效的中奖彩票，权利与彩票密不可分，因而，彩票属于一种证券，而不单是一种证书。

（二）彩票是一种无记名证券

无记名证券，指持有人可以请求其依所记载的内容为给付的证券（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19条、《德国民法典》第793条1项、《瑞士债务法》第978条1项）。彩票由国家特许的机构发行，直接上市销售，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大众，供人们自愿购买，《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和《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均明定，福利彩票不记名。史尚宽先生也曾明确指出，彩票通常为无记名证券。［2］

（三）彩票是一种有价证券

证券，依其与所表示的权利之间的联系是否密切，又可进一步分为三类：金券（金额券）、资格证券（免责证券）和有价证券。金券，是标明一定的金额，只能为一定目的而使用，证券与权利密切结合而不可分的一种证券。例如邮票。持有金券的人丧失了金券无任何补救办法。例如丧失了邮票，既不能请求补发，也不能不用它而去寄信。资格证券，是表明持有这种证券的人具有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证券。持有证券的人可以凭证券向义务人行使一定的权利，义务人（依照证券负有义务的人）向持有证券的人履行义务后即可免责，故又名免责证券。例如一般的车船票、火车行李票、存物证、存车牌、银行存折等。其特点是：在一般情况下，证券与权利是结合在一起的，行使权利必须持有证券，持有证券就可以行使权利；在特殊情况下，只须真正权利人能证明自己的权利（不问用什么方法），证券与权利也可以不结合在一起而互相分离。有价证券，是表示一定的权利，权利人行使权利必须持有证券，原则上不得离开证券而行使权利的一种证券。例如汇票、本票、支票、各种债券等。其与资格证券的不同在于，不持有证券的人即使能用其他方法证明他的权利，也不能行使权利；只能依法律规定通过一种特别的方法才能行使权利。［3］

彩票上的权利与彩票密不可分，因而彩票不属于资格证券或者免责证券。彩票是属于金券还是属于有价证券呢？这一问题颇为困扰，特别是1994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第2条将福利彩票界定为有价凭证，但1998年民政部发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其第2条对福利彩票的定义便删去了有价二字，仅界定为凭证，这种变动不应该是无意之举，从中可以反映出起草者对于彩票性质的认定颇犯踌躇。《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又将彩票界定为有价凭证。有的学者强调有价证券应该具有流通性，如果这样把握有价证券，彩票在我国不能流通使用（参照《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显然不属于有价证券。不过，依史尚宽先生的见解，无记名证券为有价证券，［4］他又认为彩票属于无记名证券，依逻辑推理，彩票自然属于有价证券。在我国，主张彩票属于有价证券者，亦大有人在。［5］笔者在此仍将彩票理解为一种有价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