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处。在定罪量刑时，人民法院应考虑：（1）犯罪主体是否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2）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的动机和目的。（3）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违法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4）法定量刑情节，即法律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如：犯罪的准备、既遂、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从犯、胁迫从犯和教唆犯，累犯，自首，立功等。（5）酌定情节、犯罪动机、背景、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社会影响等。

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条文作为定罪科刑的合宪性

刑事审判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是近代刑法文明的产物。因此，各国法院在刑事审判中，都只是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并处以刑罚的法律依据。在我国也不例外，人民法院不得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定罪科刑的法律依据。例如，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中指出：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你院（55）刑二字第336号收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确认了宪法不得作为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排除了宪法在国家刑事审判中的直接适用，从而界定了宪法适用范围。

对这个司法解释的理解，有的宪法学者认为是排除了宪法在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中的司法适用性质，而使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特征在法律救济中体现不出来。［2］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提出人民法院在其他审判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规定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只是强调在刑事审判中不得援引宪法之规定。所以，不能够根据这个司法解释所体现的宪法是规制国家机关权力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基本精神，得出人民法院在民事或行政审判中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规定进行审判的结论。从法理上看，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定罪科刑的依据，是正确且必要的。不仅符合近代刑法文明公诉的罪行法定的原则，而且也与宪法确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功能相一致，体现了宪法规定国家生活的基本制度的法律特点，指出了在法治国家中，刑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的刑事审判的法治原则。宪法不直接设定个人的法定义务，也不确定违反法定义务国家给予的法律制裁（即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宪法只确认和保障基本权利这一现代宪法的基本特点，所以，在近代以来的所有国家中，无论是实行法治的国家，还是不实行法治的国家，刑事审判都是直接援引刑法的现定，而不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定罪科刑的法律依据。这实际上是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机关非法侵犯的宪法规定在刑事审判领域中的体现。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第八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