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冲突的基础，这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两个互不包容的利益载体。因此，二者在法理上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

1、主体竞合产生角色冲突。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成年人享有被监护权。隐私权和被监护权在未成年人这个被保护的主体上竞合。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监护未成年人是其法定职责。因此，父母的监护权和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在父母这个保护主体上竞合。在这里，未成年人一方面充当依附者的角色，处于被管教、被呵护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充当主导者的角色，处于独立的和主动的地位。而父母在其中则分别处于与未成年人完全相反的角色和地位。这种角色冲突，使得双方处于两难境地，特别是承担对未成年人监护重任的父母,更是如此。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司法工作者则处于尴尬境地。

2、客体竞合产生内容冲突。

父母监护权的客体是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客体是未成年人私生活秘密。对这两种客体的保护在父母这个同一体上竞合。未成年人受到监护的权利和保守自己个人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在未成年人身上竞合。知情权和隐私中的保密权在同一体中竞合，监护中的监护义务和隐私中的保密义务在同一客体内竞合。对作为监护人的父母而言，履行监护职责、尊重被监护人的私生活是其法定义务。反知，对未成年人而言，其隐私权受到尊重和受被监护人的监护是享有的两种法定权利。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在监护中的告知义务和隐私权中的不告知权利并存；服从管理和私生活不受干预并存。这种内容截然相悖,又并存于同一体中的事物,如何执行,很难把握。

3、客观方面竞合产生手段冲突

从客观方面看对未成年人实施有效监护，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培养、教育、监督和管理。而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有效保护必须尊重和保护其私人小秘密。一方面需要管，另一方面则要求放，因此，管教和反管教的问题，充分反映其在手段上的冲突。父母不知道受其保护的未成年人的所谓个人隐私，还言谈什么保护？而家长官僚主义往往是父母监护失职的主要原因。而父母与未成年人子女之间产生情感鸿沟的主要原因，又是父母过多地介入未成年人的所谓个人私事。据调查，未成年人的所谓隐私，有92%以上是一些不愿意让父母知道的不良行为和不健康心理。广州市花都区一名未满15岁的初二女生，公开叫卖初夜权，给自己估价3000到5000元，卖身筹款只为吃喝玩乐。[4]这种由于客观方面的竞合而产生的手段冲突，使不少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管教乏力，造成家庭情感危机，直接动摇着社会和谐的基础。

一、委托人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情形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委托监护人的设立可划分为两种情况：

(1)由父母委托他人做其子女的监护人。

(2)由法定监护人把自己的监护职责委托他人实施。委托监护可以是全权委托，也可以是专门委任。前者如父母把子女委托给祖父母、外祖父母全权照料，或者配偶把精神病人委托精神病医院或者福利院全权照料；后者如委托给保姆、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等。

委托监护原则上不能改变原监护人的地位，不同于法定监护人以内部协议确定监护人的情形，也不同于监护变更。监护权为监护人的专属权利，不得抛弃或移转于他人，但其行使可以合同委托于第三人，监护人将其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的，原则上不具有变更监护的效力。受委托人仅得在委托范围内，行使监护职务，非由监护人受让监护权，故监护人虽已委托他人行使，自己仍有行使的权责。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仍然应当由监护人承担，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