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付支票之效力

保付支票作为一种特殊支票，对增强支票的信用，促进支票的流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保付支票在票据法上必然有其特殊效力，以此来保证其作用的发挥。笔者以下结合各国和地区立法，从不同当事人角度，来分析保付支票效力。

(一)对于付款人的效力

美国和台湾地区票据法规定，付款人保付后，其付款责任与汇票的承兑人同责，即付款人负有绝对付款责任;付款人不为存款额外或信用契约所约定以外的保付，如果违反此规定而为保付，仍然具有保付效力，只是对付款人处以罚款但处罚不得超过支票金额。日本支票法认为保付人的责任为偿还责任，并不生绝对付款效力，对银行的保付也给予一定的限制。

付款是票据消灭的主要原因，保付的意思表示就给持票人付款的期待，保付所期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付款、消灭票据，所以，保付人应负完全绝对付款责任。但对保付行为也应加以限制，主要因为付款人为银行，保付过多易造成银行的资金短缺或信用膨胀，可能危急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当然这种限制是行政行为，并不影响保付之效力。

(二)对出票人的效力

台湾票据法认为，支票已经保付，发票人免责，即使保付人不付款，持票人也不得对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而日本支票法则规定：如为前款提示而未获付款时，应依第三十九条规定证明之;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规定，准用于前款情形;出票人及其他支票债务人，不因付款保证而免其责任;即日本赋予了保付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并限制了提示支票的时间。美国《统一流通证券法》规定出票人免责。

从上文对付款人效力的论述，可以知道，付款人保付后就应负绝对付款责任。如果赋予保付人追索权，保付人应负的是偿付责任而非付款责任，保付人的付款并没消灭票据，这与票据理论相违背――付款人付款后，票据关系即消灭。付款人与承认和其他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应属一般民法所调整的范围。

保付后，持票人能否撤销，在各国立法有很大分歧。台湾票据法认为，保付后，出票人不得撤销付款委托，即使持票人破产，也影响保付的效力，不论在提示期间经过以前或经过以后，出票人都不得撤回付款委托。日本支票法规定：为付款保证的付款人，仅于提示期限届满前提示支票时，负其付款义务。按照一般的票据付款委托撤回理论，可以认为日本保付委托在提示期间届满后可以撤回。从美国《统一流通证券法》对提示期间没有限制，可以知道，美国是不能撤回保付委托的。笔者认为，保付委托在提示期间经过后可以撤销，这是由于支票的特性所决定的。支票既是支付票据又是信用票据，票据存在基础在于流通(从美国《流通证券法》就可以看出)。如果长时间不进入流通领域，就失去流通证券之性质。所以法律应该设计相应的激励流通机制，票据的期间设计就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三)对背书人的效力

付款人在支票上保付记载后，背书人即免责，即使付款人不付款，也不得对背书人追索。背书人免责原因即使出卖人免责之原因，因为两者都是被免除被追索责任。

(四)对持票人的效力

台湾票据法规定，支票丧失时，不得为止付通知，只能依公示摧告程序申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持票人在付款提示期限内没有提示的，仍然可以请求付款。台湾票据法在修改前认为，票据的丧失，就像货币丧失一样，不能止付通知，亦不能公示催告程序申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笔者认为，保付支票虽形同支票，但毕竟非货币，保付支票最终要兑换成货币，付款人并不因是保付支票而免除付款检察、核对程序。因此，保付支票丧失救济应与一般支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