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举证的一般规则，同样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不管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对相关事实行为，也应由原告对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原告不具有举证能力或举证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责令被告来进行举证。

原告对因强拆所致物品损失的“举证不能”，其原因是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不依法履行职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所致，如：强行带走原告及家属，没有制作现场笔录，未对房内外大量财产清点并进行公证或见证，没有对物品进行搬离和移交给原告，并制作交接笔录。这样在原告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有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即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这也是行政机关法定职责而致必然的举证责任。

我们都知道举证责任是一种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之后果。前者是动态的举证责任，可以在原、被告之间进行转移。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当原告按证明责任之要求提供了有关证据，使法官对原告所证明的事实形成初步的内心确信，原告提供证据的责任开始转移。当被告提供了削弱原告证明事实的证据，使法官对原告证明的事实无法确信时，举证责任将再次转移到原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将行政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转移进行了明确。即当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一方，被告应当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如被告举证不能，则根据结果意义举证责任的规定，其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如不能提供出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且始终无法提供证据推翻原告诉请损失的主张，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农村征地补偿纠纷的主要原因

1、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性质和归属法律规定不明确。承包地之外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征收方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其归属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农村土地权属的立法界定不清，大量的补偿费无法为农民所掌握，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依照现行法律规定，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分配给该物的所有者，通常为农民个人所享有;安置补助费国家规定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若农民自谋职业，应发给农民个人。但现行的立法模式并没有为“集体”作出严格界定，现实中农村集体土地一般存在三种模式，即乡镇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2、国家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收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都是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计算的，其补偿标准计算的基准是农地的年产值，而土地补偿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较土地实际产出价值而言往往失真。由于政府作为利益参与方分享土地征收的利益，被征收方又极少参与征收过程，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常常按照法定最低标准给予补偿甚至连法定的最低标准也达不到，在自由裁决的权限内，出现显失公平的不合理现象更是常见。实践中政府往往以支付较低的补偿费为对价获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入市场，但失地的集体组织和农民却不能从增值中获利。

3、补偿程序不完善，司法救济难到位。补偿过程中虽有公告和听证的规定，但缺乏农民实际参与听证的保障渠道。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补偿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农民，对农民提出的意见只在确需修改的情况下才改动补偿方案，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另外，发生纠纷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补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护不能实现。现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纠纷的救济途径，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