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先于去年9月宣布“暂不受理”证券民事索赔案，在1月15日改为暂只受理虚假陈述案时，又加入需经证监会认定的前置条件。这使得本已掌握相当的证券立法、行政执法权的中国证监会更加巩固其监管权。这些呼声和措施无疑扩大了证监会的权力，同时也增加了其责任与压力。在许多相互冲突与矛盾的任务和责任下，能否期望中国证监会单枪匹马地使参与者和利益者众多的股市正常运作起来?

这些年关于股东权益的讨论让我们了解到，上市公司这种极端的产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形式，至少带来以下问题：第一，股东与经理层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理层掌握确切的信息，而身在局外的大量公众股东只能根据披露的信息来了解情况;第二，上市公司经理层完全掌握资产的使用和支配权;第三，股东数量众多，财力和势力弱小，而掌握公司资产的经理人数少、财力和势力强大;第四，正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股市参与者众多，股票交易价格成为极好的操纵对象，也为内幕人以匿名身份进行不公平交易提供了场所。

以上几方面都说明一点：在这种势力和信息都严重不对等的大众市场上，公共权力机构应当介入，保护处于弱势的广大投资者。但问题是，由哪些机构介入?以何种形式介入?股票市场是一个大众市场，其正常运作不能、也不应该只靠政府行政部门(证监会)，而是需要这三大机构的全面配合、各负其责。那么，在市场监管责任上，证监会、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工应如何?彼此又如何监督?

当然，立法机构不应直接介入具体的市场监管，它的职责在于立法，而不应直接参与执行。它应做的是起草并通过保护股东的法律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也要确保政府机构的规章不与这些法律相冲突。

那么，具体的执法与市场监管责任如何在行政和司法间分配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完全由行政机构(证监会)来管制(“纯管制”模式)，不需要法院介入。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第二种方案是完全由法院来监督(“纯法院”模式)，不需要行政机构介入。比如，1934年前的美国和1986年前的英国就如此。第三种方案是由证监会和法院同时从不同方面介入、综合并平衡各自的作用(“行政与司法配合”模式)。今天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行政和司法分担不同的责任，分别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

为进一步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再思考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尤其是证监会、法院与人大之间的分工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