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教唆、帮助自杀”语境内，对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是否可罚存在争议，肯定论认为，虽然此类行为没有导致法益侵害的直接危险，但却通过其参与行为为法益侵害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原因，因此是应受刑罚处罚的参与行为。而否定论认为，自杀者基于自由意志结束自己的生命，死亡结果是自杀者自己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参与他人在法规范上完全自由地处置生命的行为，不是杀人行为。”

对于自杀关联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在罪刑法定原则业已确立的今天，我们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该行为必须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也即其必定为《刑法》分则类型化的犯罪行为。在具体犯罪事实与刑法分则类型化犯罪行为对接的过程中，犯罪构成是行为成立犯罪的依据和规格。而我国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是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统一，我们既不可因为自杀关联行为具有反伦理、反道德的实质违法性而忽略犯罪构成对客观行为方式的定型作用，同样也不能仅看到死亡的结果而忽视行为的实质违法性。由此，对于自杀关联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当严格依循罪刑法定原则，并系统考量犯罪构成理论对认定犯罪的形式与实质要求，在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当某自杀关联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罪名的类型化行为时，才可认定为犯罪。

然而，当前学界通说所认为教唆他人自杀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因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应按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帮助他人自杀则区别对待，对于精神帮助不应以犯罪论处，因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物质帮助原则上构成犯罪，但对于帮助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判例。

所以，自杀关联行为并不存在“一刀切”的定罪标准，况且有些自杀关联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在一些情况下，自杀关联行为的客观方面可能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但还需考察其主观故意的内容。而且，在刑法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规定，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邪教组织人员以自焚、自爆或其他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