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怎么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新旧立法理念？

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新旧立法理念区别：（一）浓郁的时代意识与现代化定位 修订法律的重要意图是除旧布新，使其反映时代精神和适应时代需求，实现法律调整的与时倶进。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新修法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 （二）强烈的竞争自由意识和自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是基础，反不正当竞争只是必要的国家干预。反不正当竞争法整体基调仍然是使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干预越多、管制越多越好 第一，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直接体现国家干预市场竞争的程度。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范围上比较克制，只规定了《巴黎公约》规定的三类行为（仿冒、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行为）及有较高国内外共识的行为（如商业贿赂、商业秘密和不正当有奖销售），这些行为都是遏制扭曲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市场透明度所必须禁止的行为。同时，其本意也是不允许依据第2条认定未列举的行为。这种对于调整行为采取列举式和封闭式规定的立法态度，体现了对于市场竞争进行审慎干预和有限干预的市场精神。 新修法并未大量增加不正当竞争行为，且虽然承认一般条款的民事适用，但通过完善一般条款的构成元素，力图确保其适用方向和限制其适用范围，体现了对于一般条款既保持开放又适当限制的精神。例如，新修法第2条第2款“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放在了损害合法权益之前，显然突出了维护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这种利益衡量序位的变化，体现了对于按照一般条款开放式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限制性态度，即需要首先考虑对于竞争秩序的损害，而不是将损害私益放在首位。尤其是，认定法律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恰恰有点“非公益不干扰（预）”的色彩，即非因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就不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此外，对于公法干预和行政执法采取了严格的职权法定原则，取消了行政机关依照开放性条款认定法律未列举行为的权力。“修订草案”第15条曾规定行政执法的授权性一般条款，拟授权行政机关认定未列举行为的职权，但即便设定如此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立法者仍认为如此规定不合时宜，而予以删除。这也足以说明立法者刻意限制扩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取向。 第二，重视对于竞争自由的实质性维护。新修法强化了遏制非法干预竞争自由和实质性维护竞争自由的倾向。例如，第7条第1款以列举方式规定了被贿赂单位和个人，尤其将“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纳入其范围，使商业贿赂的外延清晰化，且并未拘泥于经营者之间的商业贿赂关系。这显然充分考虑了国情和实际。第8条禁止误导性宣传、第10条禁止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等规定，均旨在增强市场透明度。“修订草案”曾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在调查时，有权“责令被调查的经营者停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监督检查部门随机抽查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管理”色彩过重的条款最终被删除。我国行政权力和行政执法素有浓厚的“家长”情结，有干预市场的惯性和偏好，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防止公权力过多干预竞争。因此，新修法最终删除了该两项规定。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竞争毕竟具有固有的机制和规律，能够纳入市场调节的行为尽可能交给市场去解决。市场机制具有强有力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竞争自由能够确保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效率最大化，只有那些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才需要国家和法律予以干预。因此，需要从最小程度干预的原则出发，确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范围。例如，法律只禁止引人误解的宣传，真实而引人误解的宣传需要禁止，但虚假而不引人误解的宣传，就交给市场去识别和解决；市场竞争具有天然的对抗性，市场利益的争夺经常是此消彼长和损人利己，相互“干扰”是常态，法律只禁止极端的“干扰”行为，而并不奉行经营者之间的“非公益不干扰”。 新修法坚持了市场竞争的效率取向。世界范围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传统取向有两大分支，即一种是以英美法国家为代表的效率取向，其奉行最低限度干预市场竞争原则；另一种是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公平取向，其追求社会和谐意义上的公平，对于市场竞争有较多的干预。体现两种传统差异的典型事例是对待仿冒模仿的态度。英美法国家强调以市场混淆为构成要件，对于不构成混淆的“搭车”模仿持宽容态度；法国等欧洲大陆法国家对于“搭车”模仿持宽泛禁止的态度，一些不构成市场混淆的“搭车”模仿也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欧陆国家以“搭便车”之类的词语描述不涉欺骗的不正当竞争行为。［4］用以衡量复制他人商业成果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搭便车”、“寄生行为”，通常都是基于正义感，也即认为这些行为有悖于正义感。偏重效率取向的国家不太主张此类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而偏重伦理意义上的公平考量的国家，则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些行为更多源于道德标准。像法国那样，大多数民法法系国家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不需要存在欺骗和混淆。当然，欧陆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逐渐转向效率取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总体奉行有限干预市场的原则，体现了效率取向。例如，对于仿冒行为强调以混淆为要件，并不一般性地禁止商业标识淡化和“搭车”模仿行为。有关司法政策也明确强调，“制止一切非诚信的仿冒搭车行为，避免市场混淆和误导公众，切实维护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诚信竞争和有序竞争。”［5］在修法过程中，一些学者曾建议将淡化、“搭车”模仿引入仿冒行为之中，不再强调混淆要件，但实际上这背后涉及更为深刻的价值取向问题。新修法未采纳这种态度，显然是有意选择的结果。 第四，保持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适当空间。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质上仍以维护竞争自由为目的，但它是通过制止不公平行为的方式实现市场竞争的自由。它首先体现为对于公平的维护，而深层价值取向则是竞争自由。这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原因所在，而差异是通过规制行为的界限体现出来的。例如，“修订草案送审稿”曾规定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修订草案”第11条仍保留搭售的规定，但因为模糊了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界限，降低了反垄断门槛和架空了反垄断法相应规定，其结果会不适当妨碍竞争自由，而最终被删除。反垄断法旨在维护竞争自由，禁止消除或者限制竞争自由的行为，如只限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滥用行为，即同样的行为可以由普通的经营者实施，这属于自由竞争的范畴，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却不能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给竞争自由留下相应的空间。新修法实现了与反垄断法的完全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