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正常诉讼秩序，保障民事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的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拘传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被告不到庭的情形很常见，如果是赡养、抚育、离婚这类案件，法官无法缺席审理，却很少采用拘传措施，通常的做法是只能取消开庭，庭后设法找到被告，了解案情，征询被告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形成笔录，如果被告在下一次开庭审理时仍拒不到庭，法官则依据该笔录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做出裁判。这种情形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拘传制度在民事审判活动中被搁置，并没有能够发挥出预想的成效；另一方面，法官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的容忍，有损民事审判的严肃性，也影响了民事审判的效率。

如何提高拘传制度的适用性？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明确界定哪些情形属于必须到庭的被告，适当简化适用拘传的程序条件；二、明确拘传措施的执行主体、执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采用了列举式的解释方式：指负有赡养、抚育、抚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

对于司法解释界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的范围，笔者认为，是否把离婚案件和解除收养案件的被告也考虑进去。赡养、抚育、扶养这三类案件是具有身份关系性质的诉讼，属于给付之诉，关系到权利人基本的生存利益。而离婚、解除收养这两类案件决定着当事人之间夫妻、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是否发生变更，属于变更之诉，对当事人未来的生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两类案件中，被告若不明确表态是否同意离婚，是否同意解除收养关系，法官是无法作出合乎理性而又具有说服力的裁判。况且，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即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出庭。

如何理解被告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所谓查清案情，涉及到一个证明标准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而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排除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即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根据合理的实体法、诉讼法及证据规则，及时地作出裁判。举证、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如果被告放弃该权利而拒不到庭，可能不利于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查证，但并不会导致法官依据已有的证据无法审结案件，法官可以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相应裁判。法官不得借口无从发现证据而拒绝裁判的司法理念已获得广泛认同。拘传的法律后果是强制被告到庭，但到庭只是手段，拘传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为了被告到庭后以利于法院查清案情。但是，被告被拘传到庭后，如果不实施任何举证和质证的诉讼行为，而以沉默的态度对抗法院的庭审调查，由于举证、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对此并无相应的法律对策，结果法庭调查仍然在法官与原告或第三人之间进行，这样的话，被告不配合庭审与被告不到庭的庭审效果并无差别，这不由得使人们对拘传制度的立法价值产生疑问。其次，无法查清案情这一提法亦具有模糊性，实践中由于对于相关证据能证实案件程度的理解差异，这一点往往不易把握。综上，笔者建议取消把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列为必须到庭的被告。

关于拘传的适用程序，民事诉讼法对于被拘传的被告规定要求经两次传唤，笔者认为，两次传票传唤意味着审判人员需要组织两次排期开庭，在目前审判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两次排期开庭不仅仅浪费了司法资源，造成不必要的讼累，亦不利于维护法院的尊严，两次传唤被告有过于宽容被告之嫌，建议取消两次的限制，修改为经传票传唤。

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中哪些属于正当理由的情形，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应当完善，是否可以列举如下：

1、患病；

2、在外地确无法按期到庭；

3、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到庭。

适用拘传措施，应当由本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提出意见。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报经院长批准后，填写拘传票，交由司法警察。诚然，报经院长批准后执行拘传的规定是出于谨慎适用拘传的初衷，但客观上加大了适用拘传的难度，可以改为在审理报告中说明适用拘传的理由。拘传票由司法警察直接送达拘传人，在拘传前，应向被拘传人说明拒不到庭后果，被告仍拒不到庭的，司法警察可以使用械具强制其到庭。